爱华网2003年中国发展论坛：“能源战略和改革”2003年11月16日午餐会演讲稿丹尼尔 8226; 叶金博士剑桥能源咨询公司 董事长
尊敬的部长们、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感谢邀请我在今年中国发展论坛上致辞。我谨祝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非常及时地组织了这次论坛。论坛使我们大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这些关于“能源战略和改革”中的重要话题。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应邀探讨能源安全和全球化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国际经验能如何帮助中国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政策发表见解。能源安全和全球化问题是我25年多来关注的重点领域。它们是我在《石油风云》(The Prize)和《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这两本书呵国际电视系列片中所讲述的主题，也是剑桥能源咨询公司的研究主题。剑桥能源是各国公司、政府和金融机构就未来能源市场和战略提供咨询的公司。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看，安全问题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反复出现的主题。从一百多年前工业社会兴起开始，它就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而在如今我们正经历的这种国际一体化时期，它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全球化不仅能将市场联合起来，而且能加快经济力量和观念的发展，全球化的特性使能源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使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成为决定国家活力的一个关键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给“能源安全”下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以合理的价格不断获得能源供应用以支持经济和持续发展。在中国继续实施其经济高速增长计划和国际一体化计划之时，能源安全问题对中国显得极其重要。在电力方面，需求年增长幅度达到16%，因此安全问题很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现在中国希望建立能源安全和市场的适当基础。而且，中国寻求通过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她正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已经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来满足其未来石油需求，包括公司上市、以及中国石油公司的国际业务。由于今后仍需要石油供应来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石油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安全性仍将是中国需优先解决的紧迫问题。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了解全球能源安全性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它在一个更大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进程既是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也是我们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状态转变的进程。这个进程不仅仅涉及能源——虽然能源是它的一个核心部分：如，石油和煤从最开始就属于国际贸易业务；天然气在一个以液化天然气为主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中也正日渐成为全球性贸易商品。就连电力公司也创立了全球品牌，成为沟通各个市场的桥梁，其作用方式是我们不过在十年前都想象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向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市场更有信心，支持跨越国界的更大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中国处于增长的全球市场的最前沿，而其本身也因贸易量增长带来的高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而获益。中国在这方面的经历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但它不过是全球发生的很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各个地区的国家政府都在放弃对“制高点”，即战略经济部门的控制，鼓励解除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投资、私有化和市场准入。是什么决定这个时代的形态？通过我们在《制高点》一书中的研究，我们判别出确定我们这个新世界基调的六个因素：61599; 第一个因素是向增强对市场的信心，减少政府管制的方向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取决于盛行的政策之风，风向可能会不时改变。然而，总体而言，这段时期已经在整个经济体系内释放出了解除管制、私有化和市场准入的永久力量。结果，贸易和投资壁垒已被推倒；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间世界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万亿美元。61599; 第二个因素是各国市场借助国际机构日益一体化。这些国际机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之类全球性机构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区域贸易协议，或者还可以通过欧盟促进一个统一市场的形成。我注意到美国正好是在十年前的今天——1993年11月16日投票表决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加入WTO是国际一体化其在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61599;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这个市场由国际投资商、养老基金，甚至能上互联网的家庭结合而成。这对公司治理和透明度标准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使各个公司和国家要受到股东认真的审查，并承受“热钱”的变化无常。61599; 第四个因素是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全球化。各公司越来越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国际竞技场——在它们争取的海外市场上是如此，甚至在它们国内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也是如此。61599; 第五个因素是全球通讯和文化的兴起，技术的重大革新及多种壁垒的减少促进了其兴起。61599; 第六个因素——也许是所有因素中最强有力的，是科技进步。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一样，运输和通讯是将世界联合在一起的纽带。旅客和货物空运业务扩大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距离都不再遥远。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通讯的可能性和通讯费用的下降：从美国往英国打一个三分钟的电话的费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8美圆左右下降到了如今的15美分，下降幅度达到了98%！这样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削除了一个主要的壁垒。
在世界很多地方，这些变化已经导致经济和社会变革。在有些地方，其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但对所有地区而言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探讨和思考，从文化认同，到国家经济一体化战略、恐怖主义的政治后果、对我们这个星球的环境影响，以及人口统计学变化的影响。如果这个进程发生的时代充满严重的动乱和国际冲突，就如同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对于肩负确保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供应安全的决策者而言，这要求他们投入全部精力。能源安全谈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英国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身为海军大臣的温斯顿8226;邱吉尔为了提高海军的反应速度和机动性，决定升级英国皇家海军的装备。然而，他的决定意味着将海军舰队用的燃料由国产的煤改为外国石油，事实上，是从中东进口的石油。这种做法带来了新的风险。邱吉尔在他1913年一次重要的演讲中提出了对我们当今仍非常适用的能源安全政策原则：“我们绝不能不仅仅依赖一种性质的石油、一种工艺、一个国家和一个油田。石油的安全性和确定性在于其多样化，而且仅仅在于其多样化。” 邱吉尔后来成了能源安全的基本原则：即，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在邱吉尔作出这个大胆决策后的一个世纪中,能源安全一直在公共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工业社会的兴起更使其变得至关重要。能源安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改变了那场战争的平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共发生了五次中东危机，要么导致世界石油供应体系中断,要么对其构成威胁。我们现在正度过第六次危机，从伊拉克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最近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供应中断，恐怖分子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的风险，以及我们目前还想象不到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供应中断，这些都是我们石油工业将面临的威胁。然而，电灯必须继续点亮，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供应。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了解这一点。中国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走向全球化的。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其人民的经济繁荣程度获得了惊人的提高，震惊了整个世界。但是这种经济奇迹伴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不可避免地翻了一番，而其石油消费在10年中就增加了一倍。剑桥能源对中国未来能源和石油需求的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可能再增加一倍。全球正关注着中国如何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转变：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不断增长的份额，使这个问题成为石油工业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的能源选择对环境的影响对这个星球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类似情况和教训中国目前面临的能源安全挑战使我想起美国近期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面临的挑战至今你们听起来会感到惊人地熟悉。正如今天的中国一样，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这主要是基于它与世界经济的快速一体化。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贸易大幅增长。美国公司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促使产量提高，一段时期内为美国消费者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于是他们打量购买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所有新财富的象征。正如中国改革后的情况一样，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有重大影响。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迅速增长。同中国今天的情况一样，美国的石油公司竭尽全力试图解决国内石油产量停滞不前的问题。同样跟中国相似的是，美国最终被迫放弃了能源自给自足的梦想：在短短几年内，美国从一个石油纯出口国转变为一个纯进口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石油进口占到其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进口石油的比例。事实上，美国变得很脆弱。1973年秋这种脆弱性就显而易见了。30年零一个月以前，一群中东的石油部长们发动了一轮石油禁运，这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们的行动是阿以战争中的武器，瞄准的目标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但是这一行动产生了波及全球的后果：世界性的恐慌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到原来的400%，终结了战后经济繁荣期，并改变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环境。这次行动强烈地惊醒美国关注石油的威力。美国对国际安全和能源政策的看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从“阿拉伯石油武器”被动用算起，30年已经过去了。1973年以来，我们已承受多次石油冲击和供应中断。如今，石油依旧是这个世界突出的战略商品，不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在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即使没有石油禁运的政治动机，石油市场也容易受到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的打击。这对世界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已经学到了关于能源安全的重要教训。经验教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提高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的安全程度。对于“新兴”石油消费大国——中国这种即将改变世界能源需求平衡的快速发展的国家，这些原则可以作为选择政策时的标准。61599; 第一个教训是认识到对进口的依赖并不仅仅是可以接受或拒绝的一种“选择”，而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个教训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1973年11月，即石油禁运开始实施后几个星期，当时在任的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项名为“独立项目”的政策，其目的是使美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在巧辩了30年之后，我们不但没有接近这个目标——反而离它更加遥远。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应当进口石油——大幅削减石油进口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华盛顿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稳定石油进口量，以及如何美国不容易遭受石油供应中断的打击。 61599;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市场的确在发挥作用。即使是在1973年石油冲击那样的危机中，供需的力量也在发挥调节作用。油价上涨，但是石油生产和消费随之调整，以适应市场的新情况。今天，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欧洲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石油消耗减少了40%。美国和日本则减少了50%。与此同时，新的非欧佩克来源的石油很快投入开采。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5200万桶的日产量中，波斯湾生产的石油占了40%。如今全世界石油消费量为7700万桶/日。然而波斯湾的产量仅略有增长，结果是波斯湾的产量在世界总产油量中所占的比例降至30%以下。很多新的供应来源取而代之，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北海和阿拉斯加北坡开始其后，扩展到西非，最近又出现俄罗斯石油生产的复兴。能源多样化是对石油危机的另一个反应：这个世界已经日渐从石油转向其他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近30%的发电量是以石油为燃料的；如今这个比例只有5%，而且还在下降。最后，石油市场自身也变得更富灵活性。显而易见的是，干预和严格的控制如果妨碍市场体系的重新调整，就可能严重阻碍生产力。决策者总是发现难以拒绝过度管制市场的诱惑，但是拒绝这种诱惑的勇气对确保市场体系的效率、作用、灵活性和快速反应往往是必要的。61599; 另一个主要教训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石油市场。美国同中国和其他所有石油消费国一样，都是全球石油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网络，每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7700万桶石油。使这个系统运行的公司归根结底都是一些运作灵活、适应市场体制的全球性公司。反过来，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所有石油消费国的安全则取决于这个唯一的市场的稳定性。61599; 要理解国家间的这种共同利益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得出另一个教训：国际能源关系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这些关系有两种形式。同其他进口国，无论是工业国，还是邻国——对中国而言，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开展合作性对话对传递有关能源发展趋势、风险和政策的知识，以及避免不健康的政治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与石油出口国的对话也同样重要。大多数石油出口国现在致力于“需求的安全性”，即与消费国保持稳定的商业关系，这些消费国的石油采购往往构成出口国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多边对话（就如同中国同经合组织国际能源机构的对话一样）或双边对话来寻求建立同消费国和产油国的这些关系。展望未来上述这些原则是从多年积累的有关能源安全威胁的经验中吸取的永久教训，这些威胁包括阿拉伯出口国动用“石油武器”的风险，由于中东政治局势动荡导致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或其他供应来源中断的可能性。 今后将如何满足世界的能源需求呢？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世界石油需求将继续增长——也许每10年会增长20%，而亚洲，尤其是中国，将是需求增长的主要地区。那么供应该来自何方呢？当我们做预测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中东为一方，俄罗斯和里海地区为另一方，将成为今后满足需求的主要来源，这二者占的比例大致相当。西非地区紧跟在这二者之后。当然，实际的供应量取决于政府采取的政治决策，无论是有意为之，或出于其他原因。无论是中东、俄罗斯或世界其他地区，情况都是如此。随现在运输路线和资金方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占上风，俄罗斯应当成为向中国供应油气的主要的来源。当然，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时代，公司可以起到融通资金和协调政府间的复杂和多头利益的作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是天然气看来很快会成为新的全球能源业务，不断新建的陆上天然气管线反映了这一趋势，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更加富有灵活性、更加先进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几个动向加快了这一业务的发展：即，天然气在发电领域的在所用加大，液化天然气的成本下降，以及一些无法以管道输送连接的巨大天然气储量的存在。此外，在美国，天然气的供应趋紧，而此时新增的燃气电厂由加大了对天然气的需求。这意味着，美国必须转向世界天然气市场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正像30年前它转向世界石油市场一样。其结果将是刺激液化天然气工业更进一步发展。我们预期，今后10年将需要投入2000亿美元来开发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近年来，虽然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但安全等式的范围经改变。这些变化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意在扩充“能源安全”的传统定义，不仅仅包括眼前的实物供应，而且包括资源以及供应这些资源的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61599; 首先是技术的影响及其在资源可获得性中发挥的作用。人们关于石油实际短缺，资源即将衰竭的普遍认识强化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感。虽然在关于能源安全的争论中仍旧听得到资源衰竭和短缺的论点，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需要认真地质疑这种论点的可信度。关于石油资源即将非常短缺的预测要追溯到石油行业发展的早期，但是这种预测始终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一贯低估了获得新发现和提高已知油田采收率的可能性。例如，1930年美国大陆的探明储量为130亿桶。到1990年，已经另外采出了1300亿桶油，并且估算的探明储量为170亿桶。1944年估算的阿拉伯海湾的探明储量和概算储量合计210亿桶。 如今仅探明储量就接近7000亿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技术的显著影响。在过去十年间，上游的技术的确发生了实质性的革新，极大地改善了石油发现、开发和开采各个方面的业绩。剑桥能源做的分析表明，尽管消费不断增长，未来20年以后很长时间石油储量都很充足，而且产能将不断提高。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手段是数字技术——我们最近对这些技术的研究题目就叫 “未来的数字油田”。我们同石油公司和技术公司合作评估了100种领先的勘探和开采技术。有五种技术被证明对我们的能源远景极其重要：它们是四维地震、智能完井、实时钻井、增强的自动控制以及效果更佳的可视化和模拟。由于这些新技术，以前因过于昂贵或困难而不能开采的资源供应现在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今后10年，这些科技创新可能将世界石油储量增加1250亿桶，这比伊拉克的探明储量还多。要获得科技如此迅速发展的真正利益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开展跨越国界和组织壁垒的合作，业界领导者还要具有相信科学技术的眼光，技术的投资回报期在短期内可能是不确定的。61599; 第二个主题是市场设计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明确的特点就是对市场的信任程度不断提高。像同对其他战略行业一样，国家对能源行业已不再僵化地害怕市场力量，而是逐步放松了管制，加强了竞争。在中国，这种变革是很多国内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源泉，今天出席会议的石油行业就是这种变革获得成功的明确证明。然而，这种趋势也暴露了能源供应的另一个弱点：提供能源供应的市场体系的安全性。几十年来，对公用事业市场进行管制的问题进行了经济学的思考。对天然气和电力而言，这意味着全世界掀起了一个解除管制的浪潮。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国家的过度管制导致效率低下，消费者承受的价格高，并且耗尽了公共资金。解除对这些市场的管制的努力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也存在惊人的失败。你们肯定知道世界能源市场上很多失败的例子，包括美国，如，20世纪70年代天然气行业濒临破产，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以及今年夏天导致5千万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无电可用的大面积停电事故。其他国家在全球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上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从这些事件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会轻易地崩溃，而是市场如同房子一样，其稳定性取决于自身的结构。重要的是设计，有缺陷的结构往往很容易被发现。例如，剑桥能源咨询公司在2001年完成了对北美电力传输业务的多客户研究。在该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美国电力管制存在的问题，指出改革措施不当将引发投资不足、协调不佳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在2004年之前导致多地区大面积停电。结果，北美书店体系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都被我们不幸言中。 对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决策者而言，解除管制是一个特别令人畏惧的挑战。但是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的经济体系要求能源系统顺利运行，以消费者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可靠的能源供应。必须保持足够高的投资水平来避免形成瓶颈，并确保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积累的每一点经验都表明，谨慎而巧妙地设计的市场对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结 束 语刚才在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因输了温斯顿、丘吉尔关于能源安全罪基本原则的话语——即，多样化。能源工业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能源安全政策的试验。如今，我们离做“正确的事”的距离近多了。当今的能源体系是相互依存的一体化体系，依赖的是供应多元化的政策，对设计合理的市场的基本信念，承认即使用心良好的政策和干预也可能降低安全性，以及我们由在一个全球体系中的共同利益而连结在一起的信念。在我们面对一个更加变化莫测的世界之时，这种观念就更为重要。我还记得在我写《制高点》一书的过程中，就该书我同另一位英国首相马格丽特8226;撒切尔开展的一次讨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她说： “记住撒切尔定律。”我对这个定律并不熟悉，因此问她是什么定律。她回答说，“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发生，你最好做好准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看到各种意外事件，无论在中东、委内瑞拉，还是尼日利亚。在谈到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时，无论对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在我看来撒切尔定律是现在和未来都应牢记的一条非常有效的原则。关于中国，我们认识到中国的能源安全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安全的中心问题，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