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凡经济转型时期，很多人都会对所谓城市化怀有一种特定的情结，似乎只有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殊不知对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城市化不过是一套奢侈的名牌服装，穿上并不等于就成了有钱人。 但就是有很多人执着于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都成了城市化的粉丝。这就如同眼下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其实并不高，但私家车已经开始在很多城市普及，奢侈品也卖得很火，连说话不夹带两个英文单词都不显得高端。而其实呢，好多人都是省吃俭用才混得一辆四轮，穿着阿玛尼啃着窝头美其名曰健康饮食。如此的城市化带来的恶果就是啃老、月光，实在入不敷出，只好牺牲未来。 对家庭和个人而言，城市化就是悲催的工作、洋气的生活；而对政府而言，城市化就是开着洋车，住着洋楼，做一个理直气壮的债务人。 几年前美国就是这么制造出一个次贷危机的，而眼下我们在制造什么？经济陷入困境，我们在鼓励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现期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且预期的可支配收入也不确定，经济不景气会加剧悲观预期，于是居民自然会选择谨慎消费。 如果政策制定者明确地懂得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还鼓励居民消费。如果仅仅看到中国家庭高储蓄，就意味有能力高消费，就大错特错了。高储蓄对应着未来的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而如果因为看到高储蓄，就采取各种办法降低储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增加债务风险。 为什么经济不景气时期刺激消费会加剧经济的债务风险？道理很简单。假定经济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储蓄倾向较高的人群；一类是消费倾向较高的人群。我把前者称为传统居民，后者称为城市化居民。传统居民习惯用高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因而未来越是不确定，这类居民越会坚守高储蓄行为准则，甚至还可能提高储蓄率。而城市化居民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形成了高消费倾向，当经济变得不确定，这类人不是通过提高储蓄来防范风险，而是通过啃老或者借债来平滑时间风险。结果刺激消费政策会鼓励这类人提高消费倾向，导致这类人对家庭或者银行的负债增加，从而导致总体经济的债务风险增加。 这就是现在出现的代际差异。中老年人辛辛苦苦赚钱，都变成了子女的消费，于是中老年人的养老出现了问题，而青少年群体未来的风险也并没有因此化解。实际上这种风险因养老的压力反而增加了。 家庭中城市化居民部分实际上不仅不能拉动内需，反而可能增加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过家庭的城市化居民带来的这种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政府。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政府立即想起了凯恩斯，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凯恩斯幽灵时隐时现。其结果就是，大兴土木已经成为刺激经济的最直接、最平常的手段。问题在于，建这些公共工程都需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地方融资平台被创造了出来，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券，来满足资金的要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作为债务人，债迟早是要还的。通过什么东西来还？ 从理论上说，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财政收入；二是通过使用者付费。前者依赖当地的税费收入。如果经济不景气，且预期可能持续不景气，那么这块收入恐怕难以保证。后者依赖使用者的情况。比如家庭使用煤气需要交煤气费，那么煤气公司通过收取这笔费用来维持公司运营，并偿还相关债务。道路也如此。 对于繁荣的大城市而言，似乎使用者付费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使得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率快速提升，能够达到规模经济，那么使用者付费就很容易实现。因此，繁荣的大城市并不害怕债务风险。
但对于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城市而言，公共设施的现金流就无法保障了。由于公共设施经常使用不足，或者家庭收入不足以承担足够高的费用，使得这些公用设施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因而也就很难通过使用者付费来化解债务风险。而这些地方往往财力也是不足的。这就使得城市化的热潮之下，这些拔苗助长的城市凸显出较大的债务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往往会通过银行传递出去。因为投资者预期到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的现金流匮乏，所以不会购买这些城市的债券，使得这些城市难以通过债券来实现融资，而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 结果我们看到，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繁荣的大城市看似拥挤，却具有较低的债务风险；而欠发达的城市看似空旷，却隐藏着较大的债务风险。所以，当你走在一个城市宽阔的马路上，享受之余，也别忘记，这条马路给后代增加了多少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