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这个消息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在为村庄的消失而惋惜。 这则消息，本是民俗学家、作家冯骥才从有关方面获悉并透露的。作为民俗学家，冯骥才当然非常留恋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村庄民情风俗，他对于村庄的消失多有惋惜之情，可以理解。但是，乡村变迁，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有些则是地方征地或其他手段引导造成的，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对待和评价。 一些村庄的消失，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比如城市扩张，占地拆迁，一些村庄被拆除了。农民转化为市民，可是难于就业，也难于融入城市，形成一系列问题；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农民进城，强行裁撤农村小学，迫使农民带孩子进城读书打工。这种情况也造成农村孩子上学难等问题。由于政府政策导致的村庄的消失，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 而更多村庄的消失，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无论从媒体的报道，还是笔者的调查都证明，农村大量年富力强的劳动者，到城市打工挣钱的收入，数倍于种田务农的收入。他们进入城市打工，不但能够多赚钱，而且能够接触在农村所无法想象的现代生活。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单调的、寂寞的农村，从事繁重而低收益的农作，宁愿挈妇将雏在城里租房或买房，争取成为城市居民，过上与祖辈不同的生活。显然，这种选择，这种选择带来的村庄的消失，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坏事，恰恰相反，倒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历史进步。 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近二十年前，中国农民绝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努力而摆脱农民身份，自由迁徙进入城市的权利。历史上，中国实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为了使此政策能够落到实处，政府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农民改换职业，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禁止农民进入城市。 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但在历史上，一旦有长期的和平，农村一定会出现劳动力的剩余和农产品的剩余。劳动力的剩余必然迫使农民改变职业身份，从事工商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而产品的剩余，必然会促进产品的交换，带动贸易，促进商业流通和繁荣。比如在汉朝时期，曾经不断出现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所谓末业），促进工商业繁荣发展的现象。而对于这种现象，思想家如贾谊、晁错等都大声疾呼，要求重农抑商，“殴民归农”。如贾谊建议皇帝重视积贮，说：“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于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也说，“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 ，犹不能禁也”。与贾谊要求“殴民归农”不同的是，晁错建议建议皇帝“入粟拜爵”，就是说，农民如果给国家交纳很多粮食的话就可以给他增加爵位。皇帝采纳了晁错“入粟拜爵”的建议，并且通过亲自“籍田”，并且奖励“力田”的办法，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后世的统治者则不像汉朝那样文明，那样采取奖励农业生产的办法，而是使用更为严酷的户籍制度。在“里甲制”和“保甲制”下，农民职业“役皆永充”，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不能改变，而且严格禁止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流动，农民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乡村里，甚至连去集市赶集还得凭借“路引”。这种禁止农民自由选择和改变职业身份，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的做法，在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运动中登峰造极。其后果是，在中国形成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乡两种权利义务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清晰看到，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民可以在在家务农与进城打工之间做出选择，大批农民毅然进城务工并且选择在城市艰难立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可能带来乡村的衰落，村庄的消失。但是，对此不必过于惋惜。对于众多诸如处于环境险恶，交通闭塞，公共服务无法到位的村落而言，那里并无什么田园牧歌！这等不宜于人居的村落的消失，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大量农民进城，一些村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种情况下需要警惕的是政府的两种倾向。一种是企图为了保卫村庄，使其不致消亡，继续将农民禁锢在土地和乡村之中；而另一种倾向则是借口城镇化，借口促进农民进城，政府积极“殴民入城”，放弃对于农民和农村本来已经严重不足的公共服务，放弃对于尚且留守农村的农民的扶持和帮助，使农村更为衰败，使留守农民陷入绝境。显然，在农民大量进城的情况下，政府尤其应该坚持均等化财政服务为目标，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