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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重心的管理模式 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就会了解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由此可见，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 由此可见，特定管理模式的成型，必定同其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传统（原罪思想和防范管理），资本结构（契约资本）等一系列基本因素有关。最后形成制度管理特点。具体表现为：条例管理、效率管理、例外管理、分层管理和逻辑管理。 在人类管理发展史上，美国式西方管理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全部内容，行为科学管理中属于“独立人”方面的全部内容，现代管理系统中的电脑、数学模型、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创新管理的全部内容。由于制度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的无序状态、放任状态、经济主义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构成为全部管理的基础。亦即任何形式的管理，如果不能经历科学管理阶段的全部内容，建立自己的科学管理体系，其管理绩效不是无效的就是低效的。 二、东方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哲理 其一，“静思”习俗。西方人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一者是由于他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有行动就可取得实证分析的逻辑思维点，由此展示出全部进程；二者由他们勇于拓展的特性决定的。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特点决定他们的在尚未理清思路以前就已经行动了。而中国人则是长于思维的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由此可推测：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一旦有法制约的话，其产生的罪孽将比西方少，但是每一种罪孽所表现的形式则比西方更丰富。其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较多考虑“后果”，否认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注重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都不愿背离基本的伦理准则。因此，把这种价值准则与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员工就会把企业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实现的是自我管理。 其二，“家”本位。家本位是东方社会又一基本特点，因而其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家庭的“安宁”为代价，以损害社会稳定为成本。东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比西方好，东方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比西方更厚实，其缘由就在于东方经济以“家”为本位。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之所以在中国千古不衰，正是建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破坏这个伦理秩序，相反，正是建立在这个伦理秩序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的管理也必须以“家宁”、“家兴”和“家顺”为特点。它不仅表现为企业本身就是“大家”、“厂家”，更重要的表现为东方管理具有更多的“情感”特色。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 其三、“重义”网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和网络经济，经济联系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网络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建立，而在华人经济圈内，如果同中国社会传统的“重义”网络结合起来，而往往能直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到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建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现代市场经济网络显然应当同这个网络接轨，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正是依据于这样的网络，从而使商品、资金、人才、信息在华人经济圈内迅速运转。导致华族资本的急剧膨胀，构成为华族管理的基本特色。 “静思”习俗，“家”本位，“重义”，构成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为东方管理的基本特点。这种以“情”为纽带的管理在现代管理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表现为沟通频率的提高而增加了内部成员的认同效应。其次表现为组织的整合功能强。第三，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和费用也会降低，并使各部门之间产生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整个公司和企业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以“情”为纽带的管理模式，由于其内部情感交流频繁，成员之间认同效应高，往往易于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相互协调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但是，这种管理由于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却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从而表现出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充分，而在强调任务和规则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因此，法规制度的不严，人事关系过多，理性精神不足，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中国管理模式的成型，应当以理性精神为准则，纳情于理，移情于法，以建立“情、理法”相统一的管理模型。实际上任何管理都应当是三者统一，无非是各自的运作机制不同，各自的管理成本不同，由此引伸出不同的管理模型和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