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的德教为先与现代管理的素质教育

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1、“有教无类”是为实现有序管理的需要

　　儒家把教育看成是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为此目的，孔子首创了“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8226;卫灵公》）的主张，所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8226;述而》），即凡是能够交纳十条牛肉干（束修）的人，都可以收他为学生。这样对青年学子的教育，不只局限在贵族子弟中，还要使平民子弟也能受到教育，扩大了教育的对象。孟子在评价孔子对学生的态度时说：“往者不追，来者不距”（《孟子8226;尽心下》），孟子对孔子的这评价应该是可信的。杜任之、高树帜等指出：“孔子办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有教无类’，意即，凡是来学习的人，不分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他都接受。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就表现于这个基本方针。”【注一】有人对孔子的“有教无类”这句话进行阶级分析说：“这是夸大之辞，因为能交‘束修’的决不是奴隶阶级，所谓‘来者不距’，也只限于大小奴隶主”【注二】，作者的这个评述否定了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民性。赵纪炳先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有教无类”，对历史上的马融、皇侃、程颐、朱熹、刘宝楠、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冯友兰等著名学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把的“有教无类”作为孔子的“教育宗旨，义即不分尊卑贵贱，不问出身”的理解，是“超阶级地教育一切人”的观点，他作出结论说，这种把“有教无类”解释为“教育一切人的观点”是“抹煞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注三】赵先生的这个结论，在那个搞“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十分可怕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就会被打成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而遭受到批判。

　　历史上对“有教无类”的解释很多，古人马融等、今人冯友兰、杜任之等的理解很有代表性，更接近于孔子思想的实际。这是因为：第一、孔子发现了“人”，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孔子重视人，尊重人，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还提出了人的尊严、价值和人格的思想。要使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务必要对人进行教育，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使人保持其成为人的善性。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由于教育和习染不同而相去甚远。所以，他主张要通过对全体人的教育，使人的善的本性不致于丧失。如果，只对奴隶主进行教育，即使达到了奴隶主都为善的目的（何况不能达到），普通民众没有受到教育和改造，也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序的管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所以，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第二、孔子提出“庶、富、教”的背景是，孔子到卫国去，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他发出了“庶也哉”的感慨，在感慨之余，孔子提出“富之，教之”的主张。也即说，孔子提出“教之”是针对卫国广大民众说的，他所看到的众多人口中，主要是庶民百姓，而不只看到了统治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教之”，当然包括有平民，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人。孔子“庶、富、教”的主张，给“有教无类”作了一个极好的注释。第三、从孔子的教学实践来看，也证明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是教育一切人的意思，在他的学生中包括有社会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的人，有生活非常贫困的颜渊、有食藜藿的子路、有负米以养母的百里奚、有鲁之鄙人子张、有亲自种瓜的曾参、有身穿芦衣为父亲推车的闵子謇、有家庭出身卑微的仲弓、有犯过法的公冶长、有经商为生的子贡，这些人都属于平民阶层的范围，只有孟懿子和南宫适是鲁国的贵族。从孔子学生的成分来看，他所说的“有教无类”不是一句空话。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与他的教育目的和宗旨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教育和管理的目标都是“惠民”、“富民”、“安人”、“安百姓”，就是要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使“天下有道”，合于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8226;》）孔子的所谓“道”，就是政治清明、百姓富足、社会和谐协调。孔子对社会最高理想是“大同世”。儒家的“大同世”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8226;礼运》）为了实现天下有道、达到天下大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孔子是为实现他的管理目标而开展平民教育的。

　　 2、德教为先是“道之以德”管理原则的必然要求

　　孔子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来担当爱人济世的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治、语言、文学等科之首，但是在智育方面也没有轻视放松的倾向。”【注四】儒家强调，建设国家，治理人民，要以“教学为先”，而教育应该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人的素质最核心的是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是培养人的道德素质的关键。对人的教育首先应该教育人怎样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此他的教育内容的核心也是“仁”，要把人培养成为有仁德的人，成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强调对人要用道德加以教化，要导之以德，学会怎样做人，进而成为“仁人”。学会怎样做人，是培养人，改造人和自我修养的根本问题。儒家强调首先要“己立”、“己达”、“成己”，要“明德”，要“止于至善”。这是“修身”“明德”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人自我价值肯定的要求。只有“己立”才能“立人”，只有“己达”才能达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所以，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把“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科中的“德行”一科放在教育的首位，当然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8226;述而》）杨伯峻教授把这句话译为：孔子用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注五】“文”是文化知识，“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孔子的德教强调“据於德，依於仁”，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和仁爱之心，使人具有孝悌、忠恕、诚信、刚毅、勇敢、自强、进取、勤劳、节俭、谦逊等品德。孔子还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来教育学生，《论语》中说的“游於艺”者指此。所谓“六艺”，指礼仪、音乐、射箭、驭车、书法、算数等方面的内容，它既包括了为人处世的教育，又包括了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教育。孔子的三千弟子中， 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 专用儒家的六部经典来教育学生， 《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又称为“六艺”。《史记8226;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即孔子认为，这六部经典的教育功能是： 《礼》用来调节人的言语和行为， 所谓“立于礼”是也；《乐》用来抒发人的感情，使之达到和谐协调，所谓“成于乐”是也；《书》即是《尚书》，用来进行历史教育，使人们知晓历史；《诗》用来表达人们的善良思想感情，或者说《诗》以道和是也；《易》用来教导人们懂得并掌握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规律，或者说《易》以道阴阳是也；《春秋》用来教导人们通晓大义，或者说《春秋》以道名分是也。《六艺》或《六经》虽然各自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都包含着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技能的教育，其用以治世、管理国家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换言之，儒家的教育是为治理、管理国家服务的。

　　孟子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强调兴办学校，用仁、认、礼、智、孝、悌、忠、信等道德来教化民众，“谨庠序之教，申之孝悌之义”，“修其孝悌忠信”（《孟子8226;梁惠王上》），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保持本身所固有的善心，然后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使之达到“仁民爱物”的境界。孟子首先提出了“推恩原则”，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运於掌。”孟子认为，如果通过教化，把这个“推恩原则”实行开来，仁政就能实行，天下就达到治理了。孟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行他的仁政似的管理服务的。

　　荀子提出了“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运用“隆礼重法”的手段来实行对国家的管理。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礼义”的教育来改造人的恶的本性，使之能够从善；同时，又通过法律来惩罚不从善或犯罪的人。其中，荀子把礼义的教育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特别强调教育在国家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在《荀子》的第一篇就开宗明义地讲“劝学”。荀子认为，人性的改造要通过一个“锲而不舍”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积善成德”的渐近的过程。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还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荀子8226;劝学》），不积善无以成德，不学习无以知礼义。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制定出来用以改造人性的，学习礼义的过程就是积德的过程，“积礼义而为君子”，进而成为圣人。在荀子看来，学习是积礼义、积善成德的必然的过程，是改造人性恶的关键步骤。不间断的学习，不间断的积礼义，直到老死都始终坚持不懈，这样就成为“人”，不这样就成为“禽兽”。由于荀子把学习看成是对人性进行改造的渐进的、不间断的过程，因此，在学习的内容上也要有一个精心的安排。他认为，要从学习《尚书》开始，最后学习《礼》，“始乎诵《书》，终乎读《礼》”，中间还要学习《诗》、《乐》、《春秋》。“《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 法之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礼经》慎守礼节的文明；“《乐》之中和也”，《乐经》导人中正平和；“《诗》《书》之博也”，《诗经》和《书经》给人以广博的知识；“《春秋》之微也”，《春秋经》深藏微言大义。荀子认为，以上五部经典包括了天地间的一切道理，不断的学习这五部经典就可以成为“尽伦尽制”的圣人，成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同上）作为管理国家的政府官员，务必要懂得历史，通晓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所以，荀子主张学习要从读史书（《尚书》）开始；精通了“礼义”就算达到了人伦道德的顶峰，所以，《礼经》是学习的高级阶段。通过对《五经》学习、教育来培养从事国家管理的士、君子，以至“尽伦尽制”的圣人。

　　荀子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人的“礼义”之善德是人为教育、培养和改造的结果。“礼义”是由圣人制定出来的，通过教师或君子（管理者）对民众实施的教育来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所以，在荀子的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他常把“君”与“师”并称，认为“师”与“君”同样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一。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8226;礼论》）还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同上，《大略》）荀子的主张与《尚书8226;泰誓》中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相一致，即是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管理者和教师。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著《师说》，对教师的作用作出了总结，他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也。”（《古文观止》卷之八）老师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传播知识，解答疑惑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强调，一个人学习要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必须要选择好老师，要多与教师接触和请教。荀子认为，“礼”是用来正身的，“师”是用来正“礼”的，“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荀子8226;修身》），遵循师教就可以成为圣人。相反，荀子认为，如果“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荀子8226;大略》）一个人，如果言论不称述师说，教学不称述师说，就是叛逆之人，这样的人，明智的国君不会纳用他，士、大夫也不会与他交往，强调尊师重教的绝对重要性。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无师教，无法制观念，他会走向犯罪的道路，“人无师无法而知（智），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辨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神速，勇则速威，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辨则速论。故有师有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无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8226;儒效》）人如果没有师的教诲，没有法律的管束，人性恶的本质就会暴露而作出邪恶的事情出来，诸如偷盗、抢劫、作乱，言论怪僻、荒诞，这样就难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相反，如果有师的教诲，有法律的管束，人的行为不但可以合乎社会的规范，还可以很快的获得成功，而使自己的地位显赫，这样对社会的有序管理就容易实现。可见，师法在人性的改造和对社会的管理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啊！既然，“师”对于社会国家的管理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对教师的德行、能力和经验也应该有所要求，荀子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敬），可以为师；耆（60岁）艾（50岁）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8226;致士》）荀子认为，为师之道有四种而博学不包括在内。即尊严而庄重、年高而诚信、诵读解说不违背师说、洞察深微而中于事理者可以为师。荀子提出了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主张。荀子的这些主张不外乎是要强调和肯定一个施教的主体。任何教育理论和行为，都不能没有教育的主体和对象，而教育的主体在教育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

　　 3、诗教、乐教在于陶冶人的性情

　　儒家强调“德教”、“礼教”、“诗教”、“乐教”，不外乎是为了实施德教为先的教育目的。儒家的“诗教”和“乐教”是通过诗和乐的内容以及诗的抑、扬、顿、挫，起伏反复的韵律和音乐美妙的、和谐的、回旋的弦律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高尚的精神情操，而不是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和兽性的发泄。孔子不但把《诗》作为教育学生的基本教材，强调要学习诗，“不学诗，无以知言。”（《论语8226;季氏》）要“兴於诗”（《论语8226;泰伯》），学习诗可以增长自己的才干，获得很多文化知识、管理国家的本领，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8226;阳货》）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练群体性，可以学到讽谏的方法。其中的道理可以用来事奉父母，也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还可以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读诗还可以学会执政和外交方面的工作，“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8226;子路》）即是说，学懂了诗三百，就可以从事政务和外交方面的工作，“不达”和“不能专对”是没有学懂诗三百的缘故，孔子强调学习的致用性和实践性。此外，学习诗还有陶冶人情性的功能，孔子评价《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8226;为政》）“《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8226;八佾》）还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8226;泰伯》）“乱”指音乐的合奏。即《诗》没有邪淫的感情，和乐盈耳的声音对人的性情具有陶冶的积极作用。孔子还重视乐教，肯定音乐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作用。孔子对舜时“韶”乐大加赞赏，说它是“尽善尽美”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于是感叹道：“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8226;述而》），没有想到音乐竟然有这么无穷的妙用啊！由于音乐具有陶冶和教育的功能，孔子提出“成於乐”的主张，即把音乐的教育放在教育学生的最后阶段。

　　荀子教育思想的特点是，更重视“礼教”和“乐教”。“礼”与“法”是荀子管理思想的两个车轮子，二者缺一不可。在儒家之前就有乐教的传统，荀子更加重视乐教，著《乐论》批评墨子非乐的思想，同时阐述乐教的功能和意义。荀子认为，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必然流露，禁止音乐是违背人情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情是人性的表现，乐教是顺乎人情。首先，音乐具有导人为善的功能，音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可以善民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其次，音乐具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功能，“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对外用音乐来申张讨伐，则天下就没有不听从的；对内用音乐进行揖让，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它能化解许多纠纷和矛盾，起到和解齐一的作用。第三，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音乐印入人心非常深刻，感化人心非常神速。由于音乐能“善民心”，“感人深”，因而“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中正平和“则民和而不流”，音乐严肃庄重“则民齐而不乱”。人民协和而齐一，在民间形成和睦的风俗，“则兵劲城固”，敌人就不敢来侵犯。这样百姓就能“安其处”，“乐其乡”。“移风易俗，天下安宁，美善相乐”。“君子乐其道，小人乐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音乐行于天下，人民就响往于正确的轨道，所以，“乐者，治人之盛者也”（以上所引均见于《荀子8226;乐论》），教乐是教化人民`治理人民最重要的方法。在《礼记》中有专章《乐记》，根据《史记正义》说，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实为汉代儒者所纂辑，它发展了先秦时期的音乐理论。《乐记》详细分析了音乐的起源、它的教育功能和管理功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凡音者，人心生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音乐是人心与外物相互交感而产生的，也是人的哀、乐、喜、怒、敬、爱等六种情感的表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音乐可以感人之心，教化百姓从善、和睦相处，民和则民心同。“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民心同一，世道祥和，天下太平，达到对社会国家的治理。由此可见，儒家重视乐教的目的在于善民心、“以道制欲”，陶冶人的性情，升华人性，移风易俗，实现对民众的管理。

　　 4、教育的目的在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在《礼记》中，《大学》和《学记》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它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儒家教育的目的，一是要培育和改善管理的社会人文环境，二是要落实到对国家的治理上.

　　《大学》提出了“三纲八目”，对教育的起始、过程和最终目的都作出系统的论述。“三纲”指“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人的方法，在于使人发扬自己天赋的善德，在于使人们以弃旧图新之道去教化人民，在于使人们达到才德完善的最高境界。所谓“至善”包含“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人具有天赋的善德，又能不断的自我更新，推己及人改造他人，定能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仁、敬、孝、慈、信这五德具有普遍性，人做到了这五德，就算是“道盛德至善”，这样百姓就不会把他忘记。这“三纲”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八目”是实现“三纲”的具体过程。“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八目”从格物致知开始，前五目属于修己的“内圣”之学，后三目属于治世的“外王”之学。内圣之修己最后落实到外王的治世之上。修己是本，外王是末。国君德高望重，才能使百姓敬畏心服，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儒家强调要通过三纲八目的学习，懂得学习的过程，懂得“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懂得学习、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学记》强调通过教育培养善德，使之化民成俗，是建立国家政权，实施国家管理的首要任务。“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明确了教学的宗旨，对教学的内容和程序进行论述之外，还详细论述了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强调“教学相长”原则，“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此外还有：“善学爱师”原则、预先防范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观摩从善原则、启发诱导原则、长善救失原则等。《学记》对先秦以来教、学原则与方法进行总结，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达到“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目的。

　　从孔子的“四教”和以“六艺”教育学生的过程来看，在儒家的教育中包含有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除了道德教育，还有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汉代以后，我国的教育更加发达，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官学，还有私学。教学内容除了儒家经学之外，还有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卜筮、天文、历数、漏刻、兽医、校书等学科。除了通过经学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之外，还着力于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但是，德教为先，是儒家教育理论最根本指导的原则。

二、德教为先与人的全面素质教育

　　在对人的素质教育中，应该贯彻“德教为先”的方针，要把道德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应该贯穿在教育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之中。不要只重视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包含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等。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张白纸上画上美丽的图画，当然图画的内容，美与不美要由受教育者自己来画。人生兰图的设计受人生观的支配，人究竟应该怎样渡过自己的一生，是奉献社会、为美好的事业而奋斗？还是追求吃喝玩乐？或者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应该树立远大有理想，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你奉献得越多，你的价值就越大。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决定着他对社会以及周围事物的评价，或者说决定他的价值观；当然，一个人的人生观也会决定人的价值观、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相互补充的。是以自我为本位，还是以集体为本位；是信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还是信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一个人的不同人生态度。以集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利他”的、无私奉献的、助人为乐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价值选择，这也就是“爱人”的精神。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决定着人的道德品质的“利他”性，人是集体中的一员，生活于集体之中，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因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爱、互敬、互惠、互助、互利的关系，这个“五互”关系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前提。人的行为是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和文明程度的外部标志，因此，待人接物要讲礼貌，要语言文明、着装文明、举止文明，所有这些，都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即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来培养。培养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是学校教育的第一义谛。

　　爱国主义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必须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要教育人们认识国家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价值。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的生存空间，国家是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家庭是依赖于国家的，没有国哪有家。旧中国，我们的人民，任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蹂躏和屠杀，就是因为自己的国家落后、贫弱；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自由自在地、幸福地生活着，就是因为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的毛主席的领导下所建立的真正独立的、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保护。国家是我们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我们享受幸福生活的空间，也是我们精神寄托、灵魂归宿的空间。这个空间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有着数千年灿烂多采的文化，有着勤劳智慧的人民，有着富饶的大地和秀丽的山河，我们应该从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就是热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热爱自己的幸福生活。热爱祖国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无私奉献给她。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是无须要求回报的。时刻只问自己为国家贡献了什么，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国家的独立、繁荣、富强、文明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大幸福，因此，热爱祖国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但是，试问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心中只有自己，他可能爱他人、爱集体、爱国家吗？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学生们都信奉个人主义或者陷入了个人主义的泥坑，那将是教育的重大失敢。所以，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教育也要从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开始。

　　儒家提倡人的道德教育从“孝悌”开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把“孝”、“悌”、“忠”等传统道德当作封建主义而加以否定，因而使现在的家庭关系难以维系、家庭教育难以进行，不断地出现不奉养父母、虐待父母，甚至出现有残杀父母、爷爷奶奶的禽兽，这是一个严重的、让人揪心的社会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象这样连自己的父母，自己最亲的人都不爱，养育之恩都不报，一点亲情都没有的人，他还能爱他人、爱集体、爱国家吗？从逻辑上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孝顺父母而缺乏爱国热情的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不孝顺父母、不热爱亲人而能爱国的人。不孝顺父母、虐待父母，杀害父母者，已经异化为禽兽，哪里有爱国心呢？因此，要通过以“孝悌”为本的道德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改造人性中的邪恶，使人性不断的得到升化，从而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全面素质，道德素质是基础，但是，人的文化知识素质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知识包含自然知识、技术知识、社会知识以及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前人或他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出发点。为了改造自然和社会，不能没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类的理性能力表现，也是人类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今天，我们除了掌握普通的自然知识和社会历史知识之外，还要学习和掌握一些专业技术知识，更应该学习和掌握一些科学发展前沿的新知识。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基础越扎实，越是有现代的新知识，他潜在的能力就越强，他工作的适应范围就越广。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知识要广博、专精、新颖、实用。读书死，死读书的方法已经完全过时了。一个人不可能门门知识都精通，必须学有所长，学有所专。技术人才的知识要专，管理人才的知识要博。但是，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要博要专。专而不博，博而不专都是一种缺陷。总之，知识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手段，是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是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人的全面素质还应该包含心理素质。人的心理素质包括自我的克制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的心理素质的高低是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心理素质高的人，才能在竞争立于不之地。相反，如果即使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文化专业知识，也难以获得成功。还有，人的技术能力也是人的素质的一个方面，知识、能力和成果三位一体，才是人的文化素质高低的真正体现。“德”统帅“才”，道德素质始终是人的素质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素质，即使有很有才干，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也难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只有德、智、体都全面发展的人，才是高素质的人才。

　　管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只有全社会人的素质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高，即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现在，我们管理的落后，很大程度受制于人的素质的低下。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管理，要发展教育，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要对人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必须坚持“德教为先”，首先学会怎样做人，这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关键性步骤。

　　人的素质与管理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长时期以来，要么只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教育职工，要么只讲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来敦促职工，或者听其自然，其结果使得职工的素质越来越下降。现在，有的企业已经反悟过来了，把提高职工的素质作为提高管理水平和提高效益的基础性的工作来抓，这是一个正确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工作，坚持不懈，定会带来意想不到效果。

三、教育与现代管理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培养人的活动，它通过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传授训练以及思想道德、心理和生理品质的培养，使受教育者成为完善的人，获得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它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来实现。学校教育是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系统有社会活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都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进行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只把教育当作纯粹传授知识的手段，而忽视或者根本不重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完全错误的。德国总统罗曼8226;赫尔佐于1997年11月5日在柏林教育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认为在教育体系中可以不要传授价值观的看法是错误的。许多教师是通过以身作则和在课堂上的讨论来传授价值的。可见，对传授价值观的专业课也应当予以重视。”他认为，有前途的教育体制有六个方面的特征构成，其中最首要的特征是要“有一个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教育体制”，并且还指出，在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同时，还应该“传授那些没有过时的道德观。”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素质需要全面发展和提高，因此，教育在社会进步中越来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积累知识和传授知识，而且还需要对社会、对人群进行管理。管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社会有序化的、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提条件。不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还是实现社会的有序化管理，都离不开教育，都离不开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教育是培养管理人文环境的前提条件。

　　管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需要管理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决定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是单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是社会的集体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了能使人们的社会活动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要有决策、组织、指挥、协调等活动，即需要对活动进行管理。凡管理活动都必然把人群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管理活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社会人文环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教育的产物。人为万物之灵，但是，人的本质不是自然的遗传或自然的先在存在，而是通过教育、改造、升华的结果和产物。人文环境的水平是由人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的综合统一所决定的。人文环境的培育，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在不同时代的、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对人的教育，特别对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与培养是培育社会人文环境的决定性步骤，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都没有忽视的问题，过去是这样，今天和今后也必将是这样。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先辈们明确认识到人的道德素质与社会和谐有序、与国家的治理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强调“德教为先”。在西方，先哲们也照样重视道德对培育人文环境的重要性，苏格拉底首先提出“知识即美德”的观点。柏拉图从本休论上，论证了人类善德存在的普遍性，这个普遍的善是从理念的“善本体”中派生出来的。亚里斯多德指出：“如果人没有美德，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最残暴、色欲和食欲也是最大的动物。”【注六】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如果忽视了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不培养人的利他的价值观，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以及处理人际关系能力，人就必然会发生异化，在一个充满了邪恶、道德沦丧的社会中是无法进行有序管理的。

　　在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教育人认识到自己在社会集体中的位置，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必然地生活在社会的集体之中，个人只是社会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任何个人离开社会集体，就不可能生存，也失去生存的价值，因此务必要树立集体的、合作的、协作的、互助的观念。天马行空，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要教育人奉行利他的或者互利的价值观。佛教讲自利利他，道教讲利万物而不自争，儒家讲成己成物，讲以义为利，不讲以利为利。只有讲利他、利人、以义为利才能营造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价值观决定人们行为的方向，是人的道德水准、思想觉悟的核心，是人的灵魂之所在。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什么邪恶的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沈阳东陵区长白乡的赵志杰为了谋得家里的全部财产，不但杀死了自己的父母，还杀死了自己的爷爷和奶奶，并且还用汽油焚烧尸体，这个绝灭人生的、连禽兽都不如东西还是“人”吗？像这类丧失了人性的家伙，给家庭、给集体、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所以，价值观的教育是核心的教育，也是培育管理的人文环境的核心问题。要教育人使之懂得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操是人作为文明人自身的需要，是成为一个真正人的规定，不是为了装饰门面，或为别人而设的，更是使一个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事业上要获得成功，要懂得爱，懂得奉献，没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完善的人。要教育人使之懂得控制情绪的重要性，喜怒哀乐爱憎等情感是人人皆有的，有的人很有理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因而能处理好各种矛盾，处理好人际关系；有的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容易发怒，或迁怒于人，把周围的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一个祥和的管理的人文环境要通过教育，靠提高人的素质来达到。只有和谐的人文环境，才能可能实现有效的管理。

　　当然管理的人文环境的培育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教育的方向、教育发展的水平，要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政治上的民主、勤政、廉政；社会财富分配的是否公正？贫富差别是否悬殊？精神生活是导向纵欲？还是导向理性的节欲？都关系到社会的人文环境是否和谐。政治上的专制，政治生活中的贪污、腐败，财富分配的不公，文化精神生活的享乐与纵欲，会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错误的价值导向，给社会生活带来消极的以至极坏的影响。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公德素质，培养和提高国家公务员、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据德敬业精神，是培育和提高管理人文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是基础，应该把道德素质的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高素质的人和健全的法制为管理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人文环境。

　　 2、教育是培养优秀管理人才的根本保证

　　现代管理越来越复杂，凭个人局部的经验或简单的管理理论进行管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优秀的高、中级管理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少的国家已经把这一任务提高了战略的高度。教育和管理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经济和管理的现代化。

　　高素质的、优秀的管理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我国现代管理的落后，除了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的落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教育的落后、管理理论的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人才的严重不足。为要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的、高水平的现代管理人才，从而提高我国的整体管理水平。

　　现代化的管理人才，要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的培养。我国十分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管理学院或管理系，有56个管理学院获得了授予工商管理硕士（ＷＢＡ）的资格，已把管理学列为九大学科门类之一。发展管理科学，培养大批的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除了高等学校培养管理人才之外，各类企业还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和管理人员的专门培训。管理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和艺术，它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经验。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管理人才，还应该在实践中进行学习，总结实践经验，不断的进行知识更新。实践是生动的课堂，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培训，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捷径。所谓“管理人员的培训就是对管理人员进行思想道德品质、管理知识、管理能力和管理方法的培养训练。”【注七】现代管理对管理者素质应该要有基本要求：

　　第一，我国现代优秀的管理人才，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要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要有崇高爱国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要有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公正无私、克己奉公的品德。

　　其次，要有系统的、丰富的、广博的管理知识，要有辩证思维的头脑、锐敏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要能在激烈的商战中迅速作出决策并能果断实施正确决策的能力。

　　第三，要有坚毅、果断、无畏、沉着、百折不挠的心理素质。激烈的商战是一场人才战、经济战、智谋战，也是一场心理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商战中，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难以在竞争取得胜利。正确的谋略，加上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第四，要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懂得情商（ＥＱ）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管理者和各种事物打交道，但是归根结底是和各种人打交道，所以，善于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条件之一。现代管理的实践证明，一个智商（ＩＱ）高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成功者，ＩＱ只决定人生的20％，ＥＱ主宰人生的80％，同样一个要想获得成功的管理者，也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情商，提高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善于自我控制不但是一种美德，而且是能够超越自我、战胜自我的真正的勇敢行为，是一个人获得成功、实现管理目标的关键。

　　第五，要有刚柔相济的领导风格，刚而不柔，柔而不刚都失之偏颇。民主的、自律性的管理与纪律的、强制性管理相结合，再加上管理者自身的人格影响力，是现代管理的最佳选择。

　　管理者的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不是自发的、无所作为的，而是学校教育、实践、不断的培训以及自我学习提高的结果。“教”和“学”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教”者必有“学”；有“学”者必有“教”，只是“教”的主体随着教育的形式不同有所不同罢了。管理人才的培养，其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学校教育仅是一种形式，当然是主要的形式，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是实践。读书是学习，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发展管理教育，加强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培训，对于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培养我国的管理人才中，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现代的管理科学，吸取他们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但是绝对不能照搬，一要学进出，二务必要从中走出来，要学习与创新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对我国传统优秀管理理论的学习，务必要对学生或学员进行传统管理理论的教育。学习西方的现代理论，学习、继承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的任务、方向和目标。只有教育、培训，才是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的根本保证。

　　 3、教育和提高被管理者的素质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必要条件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相互矛盾又相互同一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都必须进行管理，因而也必然存在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没被管理者管理就不存在，同样管理者管理也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共存的。管理目标的实现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作用、互动的结果。因此，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有效的管理，务必要提高被管理者的素质。

　　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是多种角色的不同扮演者，一个人在某一组织中可能是被管理者，或者是管理者，但是，他在社会上又是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公民，他的素质是整个管理的人文环境的一个部分，作为某一个组织的被管理者，他又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员的素质状况，又构成这个组织的社会生态环境。任何一个团体或者组织，被管理者总是多数，被管理者的素质状况，对于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管理的目标关系极大。任何一有水平的、有能力和才华的管理者，难以在一个人员素质差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报负和目标。

　　某一局部的管理环境是整个社会人文管理环境的一个部分，局部受整体的制约，要提高局部的管理水平，有赖于整体的水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局部管理者倾注大量的心血、用正确的谋略、辩证的方法以及巨大的人格影响力，可以创造出高于一般水平的管理成绩，这是问题的要害。因此，除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之外，管理者应该重视和加强自己所属单位或部门职工的素质教育，以创造出不同于一般的管理成绩。因此，国外有不少的企业十分重视对自己集团、企业或部门职工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的教育，这样企业之间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社会经济效益的差距就出来了，因而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对被管理者的素质教育中，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仍然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决定人的行为的方向。一个人作工只是为了“金钱”和“面包”，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还是在利他的基础自利呢？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还是通过投机取巧或非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满足呢？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回答的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导向。对于一个普通的职工，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但是，最基本的要有自利利他的价值选择，要用道德的、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利益的满足。另一方面，在普通职工中同时也存在着无私奉献、不计报酬、不惜牺牲自己个人利益，为国家的现代化多作贡献的价值追求。正确的价值追求是人们创造力的源泉。在今天，道德素质普遍下降，价值失落的情况下，对职工进行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对于实现有效的管理实在太必要了。

　　其次，还要对职工进行文化知识和技术能力教育和再教育，使之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就企业职工整体素质而言，我国技术工人的数量为7000万人，只占城镇企业职工的一半多一点。初、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是：33.5:13.5:1，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正好相反。由于劳动者素质低，并且结构又不合理，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物质能源耗费高，产品质量低的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0％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从劳动者素质对生产的贡献来看，据欧洲一些国家统计，工人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级，劳动生产率提高10－20％。由此看出，我国低水平的劳动者素质，对于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是极不利的，因此，加强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是我国当前生产发展的大问题。

　　第三，还在对职工进行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教育，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正确认识和看待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职工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影响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承受着精神的、心理上压迫，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自我调适的能力，人就就承受不了精神上的压力，影响职工的身心健康，更是影响职工的工作。这应该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

　　总之，教育和提高被管理者、劳动者的素质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是管理者不可忽视工作。

　　 4、管理也反作用于教育

　　教育与管理是不可分割的，教育促进管理，管理反作用于教育，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管理，特别是现代管理是现代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生产力的各个要素，要通过管理把它有机组合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才能形成生产力。管理在于通过人的智慧和能动性，优化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使之发挥出最大的能力。生产力发展了，推动教育的发展，教育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达的生产力要求科学的管理，管理实践的要求，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可见，管理与教育通过生产力这个中介联系起来，又通过生产力这个中介而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前，我国的教育和管理都不适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制约和决定着教育的发展程度和管理的水平，相反，教育水平和管理状况又会影响或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应该尽快改变我国教育和管理落后的状况，以适应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注一】：杜任之、高权帜等：《孔子学说精华体系》第215页，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二】：毛礼锐等：《中国古代教育史》第41--42页，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三】：越纪炳：《论语新探》第63、66页，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四】：辛冠洁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第59页，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

　　【注五】：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3页，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

　　【注六】：美国莫特玛8226;阿德勒等编：《西方思想宝库》第7页，1991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注七】：黄俊昌：《人的管理科学》第376页，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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