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家学说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的学说，它强调德治、礼治。谁来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和管理呢？儒家认为应该是贤人、君子或者圣人。即只有贤人、君子和圣人才能充当管理者或领导者。在这些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德”，其次是“才”，真正的贤人君子是德才兼备者。在“德”中人格最为重要，一个领导者的真正权威来自于他的人格威力，儒家十分强调管理者的人格影响力。
一、领导及其影响力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和“管理”是有区别的，又是没有区别的。有的学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领导就是管理者指导和控制其下属，使之积极的、有序的去完成预定的任务，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领导应当包含管理，不懂管理的领导者，是不称职的领导者。还有的学者认为，领导是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的环节，领导从属于管理之下，管理过程中不能没有领导，“有效地进行领导的本领是作为一名有效管理者的必要条件之一”。【注一】领导和管理都是社会实践的需要，都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种艺术和方法。如何来区别领导和管理呢？有人认为，领导是解决宏观决策、协调人际关系、把握好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注二】，出主意就是决策。而管理除了领导之外，还要解决具体过程中，具体问题上的组织、协调、控制方面的问题，不但要管人，还要管物、管财。事实上，管理与领导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它们是互相渗透的。
1、领导：一种社会角色
通常说的“领导”，由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等三个要素构成。领导是一种组织导向行为，它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导向的主体是领导者，导向的客体是被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能实现领导，光杆司令不是一个现实的领导者。任何领导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文化观念、价值追求、目标选择以及目标所指、目标实现的方式都要受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同一个领导，在不同的环境中，领导的行为应该是不同的。
领导者是一种社会角色，它是领导过程中的指导者、指挥者和组织者。权力、责任和服务是构成领导者的三个基本要素。任何一个领导都有与他职务相当的法定的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领导，权力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者就是组织赋予他一定的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的人。领导者的权力包含法统权和统御权两大类，强制权、法定权和奖励权属于法统权，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属于统御权。强制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惧怕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权力，它以强制的手段要求其成员遵守和执行组织的规范或命令。使被领导者认识到，不服从上司的命令就会导致惩罚。强制权是维持其组织的有序和发展所必须的，也是一个领导者实现其领导所必须的。但是，强制权的强制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滥用强制权就是变成了专制主义，必将失去人心，丧失其领导权。随着人本主义管理的发展，管理的民主化是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强制权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将会越来越小；法定权是组织机构正式授予领导者的一种权力。不论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领导人，都具有法定的权力及其范围；奖励权是一种与强制权相对立的、由领导者掌握的对其成员实施物质或精神需求方面的予夺权。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仅仅只具有法统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统御权，统御权是由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和才能所决定的。专长权是由领导者的某种专业知识和特殊的技能、才干所形成的尊敬感和佩服力所构成的。个人影响权是指领导者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大公无私等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力。实践证明，人格影响力是实现有效领导领导最重要的权力。
2、孔茨、柯维：领导即是影响力
孔茨等人把“领导定义为影响力，这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地和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的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理想的情况是，应当鼓励人们不仅要提高工作的自愿程度，而且情愿以满腔热忱和满怀信心来工作。热忱奋发是在工作进行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热情、诚挚和干劲；信心则反映了经验和技术才能。领导者的行动即在于帮助一个群体尽其所能地实现目标。领导者并不是站在群体的后面推动和激励，而是置身于群体之前，促动群体前进，鼓舞群体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由此出发，孔茨等人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四种要素组成的综合才能：“（一）有效地并以负责的态度运用权力的能力；（二）对人类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景下有不同的激励因素能够了解的能力； （三）鼓舞人们的能力； （四）是以某种活动方式来形成一种有利的气氛，以此引起激励并使人们响应的能力。”【注三】即权力、对人的基本理解、杰出的鼓舞能力、营造实现业绩的工作环境是构成领导的四个要素。合法权力、职位权力、强制权力是影响力的一部分。孔茨等把领导定义为“影响力”，强调知识的权威以及人品、作风更具有大的影响力。
美国最著名的领导学家柯维（Stephen R8226;Covey）也认为，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说“领导的才能就是影响力，真正的领导者是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追随自己的人物。”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者，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培养自己的前瞻性、控制力和对他人的耐性。要以身作则，为下属树立榜样，用榜样来影响他人。要尊重他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要协助别人建立内在的价值和自尊。柯维认为，无私的服务是培养影响力的最佳办法，善举不为人知，作好事而不宣扬自己；领导者要有主动性，“主动性驱使领导者们看出别人未看出的东西，并实施启示性行动来取得追随者的信任。主动性是意向、注意力和鉴别力和最终结果。主动性又回归意识，并激励领导者自身重新产生领导意向。主动性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上。然而，为什么我们常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忽视了‘知’与‘行’的关系，我们并未选择主动的作法。做选择先要具备前瞻性，然后才能决定我们的行动与回应。”相反的行为就是犹豫不决，没有主动性的领导是不会成功的；要善于协调人际关系， 要使人对你有信心， 并信任你。有经验证明，成功的90％是协调人际、和谐共济带来的，只有10％是技术的突破改进带来的。信守承诺将会使你获得影响力；要关心他人、体贴人。“人的内在是很脆弱的，尤其那些外表看似坚强与自足的人。我们若能倾心聆听，他们也会言无不尽。若能表现出关怀，特别是无条件的爱心，会给他人一种内在价值和安全感，并更加强对别人的影响力。许多人借助外表、地位象征、成就和人际关系获得安全感与力量，但借来的力量终究不足。缺乏爱心、只懂得虚与委蛇的人，即使能呼风唤雨，也无法让人信任。”只有用爱心去关心人和体贴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作为一个领导，不但要讲信用，让别人对你有信心，信任你，还要信任他人。信任别人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才干或潜能，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 会有不同的反应。“只要动机纯正，对人信任，别人也会报之以礼，待之以诚。”要认识到，人所追求的不只是金钱，还有认同、信任、尊重、赏识和创造自由等。若信任你的下级和员工，为他们创造能发挥潜能的环境，将会使你获得极大的成功；要“先了解别人，再求别人了解”，这是沟通的重要步骤。在与人沟通时，要全神贯注，认同对方的感情，以对方的观点看问题，要有耐心，只有别人以为你了解了他，都会接纳你的影响力；要善于控制怒气，愤怒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绪，但是任何为愤怒辩解的理由都是没有道理的。愤怒来源于“自战的反应”，原因是觉得自身遭到危险。这种“危险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而常常是自尊损伤、遭到不公正的或粗鲁的待遇、被污辱或贬低，追求个人重要目标时受挫等等。”愤怒时，自己丧失了自尊，也不尊重别人。 最理智的办法就是“克制”。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高谈自由，自由是“低级动物的一种属性”，只有能克制才是光荣的事情。 如果丧失了自尊和对别人的尊重，就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一位领导者应具有高操的处事艺术而不是动辄发脾气。”要奖励公开诚意的意见或质疑，给予谅解的回应，善意地澄清别人对自己的冒犯，坦承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要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保护他人的自尊；不要作无谓的争议，任何时候都要避免正面冲突；要有关怀心，要想对他人有影响力，首先要感受对方的影响力，改变或影响了人的第一步，就是要接受他人的现状等等。【注四】以上是柯维关于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的论述。柯维强调，真正的领导能力来自让人钦佩的人格，即人格力是最佳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柯维的论述是人本的，标志着现代领导学的人性复归，它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儒家的道德人格及其影响力
在儒家的德治理论中，十分重视为政者、管理者的人格影响力，认为作为国家管理者和治理者应该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们应该具备仁、智、勇“三达德”，再加上“行”，构成了儒家人格论的全部内涵。
何谓人格？学者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从一般意义上讲，人格“指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是个人在一定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注五】从狭义上讲，人格是指个人的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即是人的道德人格。儒家的道德人格，由仁、智、勇、行四个要素构成。“仁”是儒家人格的核心，它标志着儒家人格是仁爱型人格，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内在依据。人的慈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是构成“仁”的起点。仁德包含着仁、义、礼、智，恭、宽、信、敏、惠，忠诚敦厚、刚毅木讷，自强不息等等，仁统帅诸德。“仁”是身正的道德基础。“智”即智慧， 是人所特有的“是非之心”，它是用来区别善与恶，分辨是与非，从而确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而，“智者不惑”，有智慧的人，不惑于事理，对事物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作该做的事情，作合于善、合于法的事情，从而能在集体中获得威望，获得公众的信任。“智”是道德人格的理性基础，“智者自知”，“智者使人知己”，“智者知人。”（《孔子家语8226;三恕》）同时，“智”又是一种理性，它能判断是非，做事情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又能做出获胜的工作步骤，因而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有效益的优秀的成绩，得到集体成员的拥护。这样的领导一定是具有远见的领导，是沟通型领导的特征之一。“勇”是代表儒家的进取性人格特征。它包括勇于战胜自我和勇于战胜困难，“仁者必有勇”，“勇者不惧”。能够战胜、超越自我的人是最勇敢的人。“克己”就是战胜自我，修身的过程就是战胜自我的过程。战胜自我比战胜敌人，战胜自然力都要难得多。在利己有损于他人和国家利益的时候，或在损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时候，能不能战胜自我？在金钱和美女的引诱下，能不能保持廉洁？在敌人残酷摧残你的身心，甚至威胁着你的生命的时候？能不战胜自己，这才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勇分为仁者之勇和鄙夫之勇，仁者必有勇，是仁者之勇；勇者不必有仁之勇者，抱虎冯河者，动辄就动怒而格斗者为鄙夫之勇。勇者必有坚强的意志，必定是自强不息的，勤奋有为的强者。这种人有很强的进取精神，他们具有进取性的人格。这种类型的领导者、管理者，也一定是很有威望的、很有影响的人物。“行”代表儒家的实践性人格特征。先秦儒家是十分讲功利的，讲致用的，因而，其学说强调“行”，不论是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仁政，还是荀子的王道，都重在社会的实用性。《大学》中的三纲八目更是如此，明德、亲民、至善，从格物致知开始，最后都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实践问题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人格特征是知行合一型的。
儒家倡导的人格也可以说水型人格，亦可称是刚柔相济型人格。它集中表现在《荀子》的一段话中。“孔子观於东流之水。子贡问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解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8226;宥坐》）【注六】以上在荀子借孔子所赞扬的水德中，包含着仁义、公平、公正、勇敢、矢志不移之德；明察、善化等行为以及宇宙之道等，它几乎包括了道德人格的内容，道德意识、道德认识、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作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或优秀的管理者，他不仅要具备仁义、公平、公正的品质，也要具备勇敢、矢志不移之德，更是要有明察秋毫的识别力、观察力和善于作善化的、教育人的工作，还要在更高层次上掌握形上的、宇宙之法则。在儒家看来，认识宇宙之道不仅在于认识宇宙本身，更要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儒家的哲学观点，人为宇宙的中心，天地之生人为贵，人（民）为国家之本，儒家基于对被管理者、治于人者、领导的对象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儒家对治人者、为政者、管理者的人格要求、管理方式、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都应该是合乎人本的，合乎人性的。儒家刚柔相济人格以及它的知行合一特征都根源于此。道德人格就是个体的人格的道德规定性，是个体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统一。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高低，是衡量这个人人性的标志。一个人如果道德人格低下，就说明他已经丧失了人性，与禽兽无异。一个道德人格高的人，就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因而也是受人尊敬的人。为此，儒家对治人者、管理者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们时时以理想型的君子或者圣人作为治人者、为政者的道德人格标准化的人才。
儒家认为，为政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8226;颜渊》）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辖下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民众就没有不正的。所谓“身正”就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论语8226;子路》）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响力达及于其下级和民众中去，他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规范，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所以孔子说，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像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8226;为政》）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像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四书集注8226;为政》）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8226;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也就常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8226;颜渊》），说明治人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像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
儒家认为，管理者、治人者必须是“为人师表者”。领导者、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应该对民众、被管理者起表率的作用。孔子在回答曾子问何谓“七教”时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尊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孔子家语8226;王言解）这里所说的“上”，指为政者、治人者、管理者、领导者。孔子强调“上者，民之表也”，为政者是民众的表率，起标竿的作用，上正则下正，上不正则下梁必歪。要使你的下级、被管理者“正”，必须要从“正己”开始，起好表率的作用。孔子认为，如果为政者、管理者“好礼”、“好义”、“好信”则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你。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是孔子从人本出发，对管理者、治人者道德人格的企盼和规定。
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者的专业技术特长是形成领导者专长权的核心。同样，儒家也认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德之外，还应该有才。荀子强调“尽伦尽制”的圣王才能成为国家的最佳治理者。“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是指精通了事物之理，“尽制”是指精通了礼法之制，这两者都精通的人，足以作为天下的表率。“圣”是道德高尚的人，同时也是“通达众务，庶事尽通”的人。“农精於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於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於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者，不能此三技，而可以使百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荀子8226;解蔽》）荀子认为，只精於耕耘的农民、精於交易的商贾、精於制器的工匠，不能成为这些部门的管理者；可是，有的人不精通这三种技术，却可以成为他们的管理者。人有精於物的，有精於道的；精於物的人只能作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只有精於道、通达事务、庶事尽通的人，才能成为管理者。管理者必须要有管理的才干和专门的知识，如国家的管理者，除了要有德之外，还必须要精通礼法制度。
三、道德人格力在管理中的意义
儒家强调“身正令行”，强调道德人格力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儒家的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意义的。管理的人本化是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认识人在社会和生产发展中的地位，重视人、尊重人、满足人的需求以及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文明的管理方式，启发人的道德自觉，实现管理的自律性，是人们十分热心的课题。儒家提出的“身正令行”的管理思想，虽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没有成为过去，它和现代领导学的很多东西有着惊人的一致。
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领导者的权力分为五种类型：强制权、法定权、奖惩权、专长权、个人影响权。前三者属于权力，后两者属于威信。权力是管理的基础，威信是管理的前提。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行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应用，还需要借助于管理者的人格力、威信。没有威信就没有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建立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强迫命令不可能树立起管理者的威信的。随着人本的、民主管理的发展，强制权力的应用已经逐渐削弱，如果只用控制、强制和监督等管理手段已和时代的发展相悖谬。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强调领导的本质是沟通。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人，重视管理的民主化，强调领导者的品质和人际沟通的能力。
在儒家“道之以德”的管理思想中，“德”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用道德的教化来诱导百姓自律地遵守社会的各种规范，实现社会的有序化管理；二是要要求管理者经过修身，提高道德品质，运用道德的影响力来实现管理的任务。“道之以德”包含着对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要求，儒家的领导学理论是人格型的领导理论。人格的影响力主要通过领导者的威信来表现。人格影响力很强的领导者，才能有崇高的威望和威信，威望和威信在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威信高的领导有利于与下级、职工的沟通。
一个单位的领导威信的建立首先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言论、行动，自身的品质、处理问题是否公正、工作方法、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群众的信赖之后才有可能。在现代管理中，不善于沟通的领导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按照平克斯的说法，沟通包含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沟通是双向的相互作用。信息沟通利于管理者时时掌握企业的经营动态、内部的生产情况和外部市场的变化，以便不断根据掌握的信息制定出对应的策略。不进行信息沟通，时时掌握各种信息的变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必将给企业带来不利，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情感沟通是重视人的一种表现，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与中层领导之间、最高领导与员工之间以及领导阶层与员工之间的情感沟通越来越管理学家们的注意。情感沟通对于进一步树立领导的威信，提高领导的影响力、号召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威信与沟通是相互促进的，威信越高就容易沟通，沟通得越好威信就越高。
如何进行沟通呢？儒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和合状态之中的，一切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又是相互联系的；宇宙中的阴阳是互补的，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其中包括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官与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也是互补的，犹如阴阳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君与臣、官与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为此管理者对百姓应该有“仁心”和“爱心”，不要把尊卑的关系绝对化，强调上下交感。在上者要下民，才能发生交感。如《周易》的泰卦，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从宇宙中的事物来说，阳气在下轻而上升，阴在上重而下降，上下交感，故亨通；从社会的事物来说，象征处在上位的领导者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深入到员工中了解民情，了解员工的需求和愿望，这样的领导深得员工的拥护，容易沟通。所以泰卦《彖辞》说：“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上下交感沟通，则上下同心，得民之心；再如谦卦，谦卦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山本来地之上，而谦卦却是山在地之下，有谦虚之象。谦卦的卦辞为“亨，君子有终”。“亨”者通也。象征管理者有谦虚下民之象，下得民，与民沟通，得民之拥护，故管理者做事亨通，均有很好的结果。其次，要推行“忠恕”之道，要用诚实之心，忠实之心去对待员工，尊重员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加诸于员工，自己希望满足的也让员工得到满足，自己想发达也让员工得到发达，也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容易达到与下级和员工们之间的沟通。按照儒家的“忠恕之道”，还要做到责己严责人宽，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正如孔子所说：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韩愈也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完备），其待人也轻以约（约，少也）。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进行沟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或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或错误要多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容易与下给沟通。韩愈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详备），其待己也廉（简约）。详故人难於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同上）相反，一个人如果责人严责己宽，一切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成绩都是自己的，凡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样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更说不上与下级和员工们进行沟通。
2、有利于领导权力的有效发挥。
领导的权力要通过实践、通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一个没有威信的领导，说话没有人听。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人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信任他，因此他下达的命令、计划，其下级乐于认真地去贯彻执行，深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定能获得效益和成功。“文化”革命期中，我曾经在一个工厂的宣传科作理论教员，那里有位车间负责人，成天老是板起面孔，我以为他的脸上没笑神经，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把成天板起面孔视为“严肃”，认为要“严肃”才有威信，怕以和悦的面孔对待员工，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不“严肃”而丧失了威信。由于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下，这个车间负责人与员工们格格不入，一点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因而不能顺利地发挥他的领导作用。领导权力的发挥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保持距离，还是来自于与被领导之间的沟通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顺境时是如此，在逆境时更是如此。一个有威信的领导，在困难时，在逆境中，在危机时刻，他成了群众的主心骨，他能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就在于他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能凝聚群众的心，群众会毫不怀疑地跟他走，深信曙光一定在前头。威信是一个领导发挥其领导权力的前提条件。
按照儒家看法，领导者要“律己”，只有“律己”才能有影响力，有威信。有威信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领导权力。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强调，对国家的治理要“固本浚源”，何谓“本源”，曰：“德义”。魏徵建议唐太宗务必要“竭诚以待下”，不要“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竭诚则人与人相亲，傲物则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则会人心不服，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律己的十思原则：“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修养）；惧盈满，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周易》：王用三驱，即打猎时不合围之意）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了这充满德义的自律十思原则，就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就能使权力得发挥，达到“垂拱而治”的效果。
3、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领导的人格力、威信会在员工中树立起一个榜样，起表率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有巨大的诱导作用、促使作用、激发作用。人的积极性不只源于物质的刺激，还有精神的需求，其中包括对领导的人格力、威信所作出的回报。榜样、表率要表现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按照成都长城川兴酒厂刘家能先生的说法，领导者表率作用的核心是“以身作则”，他认为领导应该在四个方面起好表率的作用，即：坚定理想信念，在铸牢精神支柱上起表率作用；加强精神修养，在立身做人上起表率作用；正确掌权用权，在实践党的宗旨上起表率作用；注重学习，在提高理论素质和文化修养上起表率作用。领导者的人格力和所起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完全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因素。一个无私奉献、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勤俭办厂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获得员工信赖的、有崇高威信的人，山西大同汽车厂姜忠扬厂长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在姜厂长的人格魅力感召下，不少的员工为工厂的振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业务员杨建国患了黑色素口腔癌，到北京、太原做过五次手术，领导和医生都劝她休息，她仍坚持上班。因病不适合于作业务员工作，就主动要求当清洁工。她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给工厂节约，她在清扫时，把地上的费纸收检起来卖掉后再买扫帚。再如电焊工谢炳忠患了肺患，领导让他去北京看病，他不去；让他在家休息，他不肯，非要到厂里去工作。他忍着病痛，几次日晕倒在车间，硬是工作了106天， 用生命谱写了人生的最后一页。这种受姜忠扬厂长人格力的影响而形成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凝聚力是大同汽车厂振兴的内在动力，也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精神力量。
4、有利于管理目标的实现
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公司，它需要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目标的实现给企业带来利益或效益，目标的不断实现标志着企业在发展。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他确定的目标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他易于络织人才，有才华的、有技能的、有理想的人才都希望能在有威望的、能知人善任的领导的麾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有威信的领导对群众有强大的向心力、响往力和凝聚力，他易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易于把群众的创造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使其在团体中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精神，为实现自己企业的目标而奋斗；有威信的领导制定出来的目标也易于被群众接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目标必须是合乎实际的、有市场需求的、有效益的，这样群众对实现目标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定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实现企业的目标。凡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企业都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一定有一个有威信的班长。
四、领导人格力的培育
随着管理的人本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对于领导权力的发挥也会更加文明，更加合乎人性的要求。那种认为，只要手中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驾驭一切的想法是错误的。从世界各国的管理实践中已经证明，领导权力的真正发挥靠的是人格影响力和威信，因此对如何运用领导的权力这个问题也成了不少管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与传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
就现实的管理实践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又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领导学理论，吸收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品质，探求如何培养新的领导人格力和建立威信的问题。
长期以来， 人们在探讨领导行为理论时， 提出了“两维四分理论”、“方格理论”和“ＰＭ模式理论”，这些理论的都把重点放在领导对象的探索上，很少重视领导者自身的问题。台湾学者凌文辁等人于1987年在ＰＭ领导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ＣＰＭ领导模式理论，Ｃ：指品格取向；Ｐ：绩效取向；Ｍ：人际取向。“‘绩效取向’的领导风格具有两个层面，计划和压力。‘绩效取向’的领导必须依照计划，在指定的时间内解决机能发生的问题并完成目标，是一个以成就表现为本的领导风格。‘人际取向’的领导主要是促进小组的稳定性。‘人际取向’的领导者必需关怀和体恤员工的需要，来激励员工的士气，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领导风格。‘品格取向’的领导风格是要通过个人品德来树立领导者的威信，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损害他人和不贪图功名利禄的高尚品格，才能获得下属的支持和拥护。最理想的领导是能同时发挥出以上三种领导风格，他们具有高尚的品格使人信服，具有优良的组织能力去达成目标和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士气。”【注七】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有效的领导者不只要注重绩效和人际关系，还要注重自身的品格和自己在员工中的威信，因此，提高领导者的道德品质，树立良好的威信具有重要的意义，无疑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领导模式。
一个领导者要具备什么样道德品格？什么样的工作作风？才能有威信，才能发挥他的人格影响力？下面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1、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孔子讲“克己复礼”，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使之合乎礼的规范；孟子讲“寡欲”，“养心莫善於寡欲”；荀子讲“节欲”，“欲需不可去，求其可节也。”“寡欲”是难于做到的，但是，“克己”和“节欲”不但可以做到，而且也是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与平衡所所须的，更是每一个公民，特别是领导者和管理者都必须这样作的。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每一个都生理的欲望、生存的欲望、享受的欲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欲望，人类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都是合理的，但是人的欲望不能膨胀到损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程度，所以应该节欲，克制自己的私欲。只有有仁爱之心、有利他价值观的人才可能有公心；一个利己主义者、自私自利的可怜虫是不会有公心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一切犯罪和罪恶的根源。作为领导或管理者更应该加强自我修养，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一个领导者或管理者的威信，他的人格力来源于他公心。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是威信、人格力的源泉。已故的、时刻都令人怀念的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为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呕心历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他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焦裕录、孔繁森的英雄事迹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他们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克己奉公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心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种高尚的道德感召力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领导者、管理者的克己奉公、一心为公的道德品质犹为重要。市场经济的最大优点是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创造了财富，但是它也诱发了人的贪欲，使一些人的欲望恶性膨胀。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它应该发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通过法律的、道德手段来抑制它的缺点。领导者、管理者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起表率的作用，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遵守法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超越自我，实现人格的完善。这样的领导才是有威信的领导者。
但是，现在有的领导者完全丧失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但没有克制自己的私欲，并且让其恶性膨胀，因而丧失了人格，也丧失了自尊，根本不知世界上还“廉、耻”二字。他们贪污，受贿，金屋藏娇，瞟娼，公款赌博，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权权交易、以权谋私、用权发财、权力消费、公费旅游等旧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都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政权部门滋生，旧社会没有的也创造出来了。政府官员、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已经到了社会难以容忍的程度了，它不但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失掉了民心。一个利欲薰心、私欲膨胀、贪污腐败的领导者是不可能有威信的。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人格，成了社会的蛀虫，成了人民群众唾弃的小人。一个有威信的、有人格影响力的领导，必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儒家理想的道德自觉就是“慎独”。“慎独”指高度的道德自觉，即使一个人单独处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也不作不道德的事情来。有人认为，这种“慎独”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有不少的人已经达到了“慎独”的境界。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完善人格的内在要求，它不是给别人看的。作为一个领导者，特别是作为党政干部，更是应该要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克己奉公，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有廉耻之心领导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有影响力的干部。
2、要学会沟通人际关系的本事
学会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有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这要求领导者一方面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要尊重你的下属和员工，对人要宽厚，要关心员工的生活、利益和愿望；要虚心听取员工的意见，不要摆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员工；要言而有信，不讲不切实际的话，不无根据地乱许愿；要公平地、公正地对人对事，不徇私情；要不迁怒，不要把责任推给下级领导，不要对你的下级发脾气；对下属和员工要待之以诚。以诚为本的领导作风是最具人本色彩的。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外国实行“走动式”的管理重在改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领导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就能提高领导的威信和影响力。
3、要提高领导水平，学会运用领导的艺术
领导是一种艺术，管理也是一种艺术，学会和正确运用领导艺术，对于提高领导的威信，增强领导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管理学中得到了普遍认可之后，在管理中认识人性，满足人性的需求，是一个现代领导者必须懂得的事情，儒家不断的对人性进行探索，其价值就在于此。在重视人，尊重人的基础上，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精神，把组织内部、企业内部各种人才的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学会作人的工作是领导艺术的永恒主题。儒家强调管理手段的中和性，强调德治与礼法的结合，讲宽猛相济。也即是说，要自律管理与他律管理相结合，要刚柔结合，要摈弃纯强制的、以控制监督为重要手段的管理，要把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强制的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这就要求不能忽视和放松对人的素质教育，教育人应该是管理的内容之一。所以，在西方的企业中都十分对人的教育和再教育，只有对高素质的人才有可能实施自律性的管理。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上，都要坚持全面看问题的辩证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和放弃的。只有获得了全面正确的认识，才能有科学处理问题的方法。一个有高超艺术的领导者，一定是一个有威信的、能获得员工拥护的领导者；相反，如果一个领导缺乏领导艺术，不懂得科学的领导方法，甚至粗暴、专制，他一定是一个没有威信的、脱离群众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孤家寡人。为此，现代领导十分重视领导艺术的研究。实践也证明，那些获得成功的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都是十分讲究领导艺术的。
4、要有果断的毅力去带领员工实现组织或企业的目标
任何管理工作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安民”、“富民”、“求治去乱”，或者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管理目标。在现代管理中，目标的选择、目标的优化、目标的实现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富民”是社会主义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应该是每一个具体组织的管理活动的重要目标。一个组织、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是这些组织、企业的获得效益的标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没有效益的、不能创造利润的企业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企业创造的利润越多，它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社会给的回报也会更丰厚，因此，企业职工的收入、福利也随之而增长。企业职工在给社会创造价值，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企业目标的实现，一要靠领导的远见卓识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以及精心组织实施，二要靠全体职工的团结一致和奋发努力。管理目标的不断实现，利润年年不断的增长，职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更能激励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创造的利润越丰厚，就越有利于富国富民，这样企业的领导在职工中必定是有崇高威信的。
一个领导者的威信的获得和影响力的发挥，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其中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作风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一个无限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领导者，他把权力的获得看成是责任、服务和奉献。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是不可能有公心的，只有有公心的人才是无私无畏的，人们熟习的白求恩是如此，孔繁森也是如此。 孔繁森援助西藏工作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本可以选择回到山东，但是服从了组织的需要，去艰苦的阿里工作。由于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和对藏族人民的爱，他在去阿里上任的路上，就作调查，一到了狮泉河不顾长途放行的疲劳就马上开始工作，当他了解到藏族同胞生活十分贫困，十分困难时，他流出了眼泪，表现出他对人民的深忱的爱。为了改变阿里地区的落后面貌，他夜以继日地、不惜一切忘命地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发展阿里地区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那真是“心中只有藏族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孔繁森同志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他对藏族人民的无限热爱所形成的人格力，“是一种强大的磁场，吸引力巨大。一进入这处磁场，人就会变得单纯、透明、亲切、温暖。”【注八】藏族人民崇敬他，全党全国人民敬仰他，是因为他把权力的获得看成是责任，看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具，而不是看成捞取社会财富、收刮民脂民膏然的资本。孔繁森同志与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是何等伟大，而那些贪官污吏与孔繁森相比又是何渺小。河北省巨鹿县有一位叫利欣年的县委书记，他受贿卖官，而且还公然编造出一套受贿的“送礼经”来，说什么“你送一点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这位县委书记就在这“三个一点点”的幌子下大量收受贿赂。【注九】刘欣年的腐败行为引当地百姓的严重不满，他成了过街的老鼠，那里还有资格当领导呢？以孔繁森为代表的大批优秀干部与陈希同、王宝森之流的根本不同表现在“公”、“私”二字上，孔繁森一心为公，公而忘私；陈希同之流则是一心为私，以权谋私。一个克己奉公、一心为公的领导者才是一个人格高尚的、有威信的、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身正令行”是一个真理。在ＣＭＰ的领导模式中“品格取向”更具中国特色。提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集体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今天是何等的重要啊！只有身正才能更好地发挥领导的权力，己不正焉能正人。与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廉政、勤政，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一个高尚的、有利于人民的、孔繁森似的领导者，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也是一个人人格的需要。
注释：
【注一】：孔茨等《管理学》（第九版）第495页，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5页，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三】：同【注一】，第496、497页。
【注四】：参见栾志刚等编写的柯维《领导学全书》第十章《影响力－－领导的本 质》，1997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发行。“虚与委蛇”出自《庄子8226; 应帝王》：“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虚”，谓无所执着，无所表示；“蛇”，读为移，“委蛇”，随顺应变。“弟”，茅草类。壶子那段话的意思是：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是万象空寂的境界，未曾出示我的根本大道。我和他随顺应变，他捉摸不定，如草遇风披靡，如水随逐流，所以就逃走了。
【注五】：罗国杰主编：《伦理学》第438页，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六】：《孔子家语8226;三恕》和刘向《说苑8226;杂言》均有类似的记载。
【注七】：锺佩玲：《中国特色的领导行为：Ａ型行为与ＣＰＭ领导风格的互动关系》，《华夏文化之管理实务》第369页，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华人管理研究中心编印。
【注八】：李延海等：《孔繁森》第117页，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注九】：见《文摘周报》1998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