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评作家李承鹏新书签售之旅颇多故事曲折。在北京，一场签售会竟然先后遭受“掌掴之祸”与“飞刀之险”。而在深圳，支持者与反对者亦在场外发生纠缠。卖书卖到作家人身安全堪忧，作家签售成为公共事件，也成为舆论热议焦点。 对立双方均心怀恐惧 作家日遭双险，解读各有不同。特别是第二位被冠以“飞刀客”恶名的网友，随后发表声明，称并无伤人之意，只是因为此前与作家就某一事实存在与否产生争论，干脆亲自践行，在北京买了一把菜刀并开具了发票，这次趁李承鹏到京推销作品，想亲手交给他以正视听并劝诫其尊重事实。而随后呈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也似乎在显示场面并非如人们想象如此紧张惊险，那把菜刀是被层层包裹住，根本未见刀光。势单力薄的反是那位“刀客”，最后少了一只鞋子，眼镜也被打掉，狼狈扭送有司。 不过，即便这位刀客名不副实，即便那位动手者暴力称不上严重且被当场拿下，诚如萧翰先生言，发生过激烈争论、政治态度极其对立、一方明显恶意、另一方抱着高度戒备心理的两个陌生人，一方给另一方送刀（无论它是不是只是讨论的对象）这种危险物品难道不该被视为暴力威胁？而抛刀行为哪怕真没有要伤害李承鹏的主观故意，照样是种伤害行为，至少是种放任后果的伤害行为。 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这一年，由于价值观念、理念冲突，或者言语纠纷而上升到约架、砸场、群殴等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可以预料，这种现象并不会因为舆论呼吁和社会走向多元而减少、缓和，反而会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程度与规模都只会更加引人耸动。 李承鹏在随后写就的博文当中如此描述了袭击者“很受伤”的恐惧眼神。在大量鹏粉面前殴打偶像，就得做好被人痛打之准备。有意思的是，李承鹏文章里还有几句也是关于恐惧的，不过却是读来尤为令人感动：“我是很久以后才明白，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方法其实只有两种：攻击对手，让他比你更恐惧;找出恐惧的根源其实就是自己，然后坚持走下去”。“我将一路走过去，可以轻易击溃我，但无法瓦解我，我已找到自己的恐惧，我已知何为尊严”。 人们，不难理解李承鹏在这里讲的恐惧是什么，但是具体到事件本身，具体到那个签售的空间，在满是粉丝、支持者的场合感受恐惧，似乎过于脆弱，而如果以为制造恐惧的就是那些过来打一拳就跑，甚至是扔几块砖头，鞋子或者菜刀的搅局者，也未免太夸大搅局者的作用。
暴力从来和恐惧相关，暴力横行也必然是多数人心怀恐惧。暴民施暴之时常常并非狂欢而是因为心怀恐惧。另一方面，当普遍心存恐惧，遭遇到互联网等新媒体，被这些新媒体“部落化”，或者如桑斯坦言走向极化，受害者心态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甚至是对立群体间同时传递，而其都有足够的证据和逻辑证明其真实性。 据最近人民论坛所做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民粹化率已经接近50%。 公权力暧昧 民粹主义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与人们熟悉的维权表达不同，民粹是民众的政治表达及其行动。由于缺乏核心观念，民粹所依附的理论各异，在当代中国社会，除了具有天然暴力倾向的旧意识形态，以及口号后面的国家主义等等，必须承认，自由主义等口号下亦有可能存在民粹倾向。而人民论坛调查组归纳出的特征：爱国主义情绪高低；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排斥他者的程度；怀旧情绪的高低；社会信任程度；非理性程度；思想保守程度；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对自由的态度；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这些倾向在无论左右中都是存在的。 据调查，中国民粹程度为54.77%。这就说明，有大量民众是很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转化成有民粹化特征者。中国社会面临着未民主先民粹的可能性。民粹温度上升，社会暴力事件自然会增多，甚至于开始颠覆民众的基本生活，影响国家走向。 暴力和民粹是一面镜子。虽然国家主义勃兴往往是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与战争威胁，但是民粹主义根在社会体内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消除民粹土壤，扭转中国社会暴力化倾向，其前提是消除缓解这些矛盾和痼疾。 首先，这些矛盾并非如一些人理解这样对重大历史事实，领袖人物产生合乎历史真相的定论，而是在于中国社会缺乏一个文明社会体赖以存在的规则：法治和被法治公权力确保的公民各项自由与权利。 可以说，法治是消除社会暴力化和民粹化最重要的工具，而公权力守法，崇法，则是中国行法治的关键。 不过以此标准观之，中国公权力部门在系列关键问题上保持了过于暧昧的姿态。比如，此前以捍卫神圣为名掌掴老人的韩德强最终并未受到应有惩处。这种结果似乎在暗示民众，只要政治上够“左”，够“正确”，就能获得足够的暴力的法律豁免权。 除此之外，泛政治化，喜以德治国，习惯性占据道德制高点—虽然常是伪道德，以被迫害心态并崇拜武力来确认自己的权利的合法合理性，等等。均是民粹与暴力的土壤。 公权力与暴力 可以说，公权力塑造出崇拜暴力之民众，有学者归纳出社会暴力化的种种表现：，如果有人可以听凭自己好恶对自己不喜欢的言论随意冠之以“汉奸言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随意扣“汉奸”帽子，还以此为由大打出手且不受惩罚，折射的是这个社会在道德、法律方面的严重缺失。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生活政治运动化时期盛行的逻辑：只要把欲攻击的对象进行政治污名化并为权势所默许，便取得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而对别人采取任何手段的权力。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民粹特别是拥有“左”的面目出现的民粹之纵容，或者逻辑或者内在理路上的相同，以及对暴力之推崇并将这种推崇贯彻到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使得中国式民粹特别具有暴力基因。 除了法治不彰，民意表达困难亦是造成社会暴力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当下中国表达的空间多依靠互联网。但是这些声音发出，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参与。表达与参与脱节，民众心理与表达脱节，无媒体与表达之训练，面对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一张口表达只能被拉扯回老套路，甚至以暴力表达。这些现象，在当下群体性事件中，屡屡见到。 值得深思的是，李承鹏签售事件，几乎可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隐喻，一旦保持压力“不够”，民众之间的对峙和对力乃至冲突就会随即而来，酿成暴力事件，甚至有颠覆社会生活的风险。而这些暴力事件又在反证维稳的必要性。一个封闭的逻辑循环于是产生。中国社会似乎只能在“压力维稳”与“民粹暴力”之间摇摆。 社会暴力化带来的民粹恐慌在延缓中国变革的进程。而流氓暴力化之路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刚刚被打开，盒中野兽尚在幼年，改变土壤，空气和环境，唯此才能避免灰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