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管理国家，到管理企业，什么制度适合当时的管理，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那不是由管理者图想来规划出来的，是因地制宜，而客观决定主观的方法论。 管理对象的物质环境变了，被管理的人文背景变了，管理也要随之改变，所以管理也是与“时”俱进的。
管理应该以符合被管理体的物质环境和人文背景为基础，管理以此为本。
从人类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制度的关系看，一种环境物质基础和人文背景，决定一种社会的制度。只有符合该阶段的环境和人文的制度，才是合适的管理制度，才是能生存的制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资本社会。显然一种经济基础和人文意识，决定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资本社会制度去管理奴隶社会体系，即使资本制度似乎比奴隶制度高级很多，但这样的套用肯定是失败的，因为没有社会物质基础，管理就缺乏物质的保障，缺乏物质用于实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米还能炊吗？没有物质基础背景下的、历史和区域下的人文背静的支撑，制度不会得到群众的响应，“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没水，舟只能搁浅。
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用资本理念来管理奴隶社会人群，显然是不可能有效实施管理的。
韩非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论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五蠹》中他把工商者斥为五蠹（蛀虫）之一。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工商的社会作用，我们不仅不会这样认识，还要去批判韩非的小农思想。但在当时的封建初期，作为一个要以农耕为主体来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来说，以工和商来发展社会经济很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活的基础保障设施还远未达到，主体人群要求的吃饱和穿暖还没满足，社会主要矛盾急待解决。工商者的出现无疑太“超前”了。工商的出现，只会让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农耕，只会让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当时最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的前沿。没有富足的劳动力，没有富足的物质产品，没有符合工和商的环境物质基础，工商的理念和行为只能加重社会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工商者要被社会所唾弃，被骂成社会的蛀虫。
从故事和小说中，我们知道明教是明朝的前身。我们不会不“认识”明教，明教的张无忌以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明教在张无忌手中发扬光大，到朱元璋取得明教领导地位并推翻、夺取当时政权并建立明朝政权看。显然张无忌的“江湖义气”适合初期的明教壮大，“江湖义气”适合前期的明教用豪爽来聚集社会各势力的管理方式。张无忌是明教的前期“好领导”，他把明教壮大了。而后期，明教作为一个具有夺取政权能力的有系统管理的组织，再用“江湖义气”，显然这样的手法已经不符合“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张无忌被历史所淘汰了！从朱元璋的在明朝实施废除丞相制度，高度集权在手看，他的思想更适合治理国家。所以朱元璋成了最后的明教争权，明教推翻当时政权中的大赢家，那就是时代需要和必然。
当然小说，只能是小说。或许这样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没有更多的渊源。但仅从故事的人物传记成败看，一种管理的成败，要看这样的管理是否因地制宜，是否与时俱进，符合时代！是否依据事物的物质环境和人文来做管理调整，适者生存。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
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决定意识，是最基本的唯物辨证观。照例说，人的意识形态应该决定于，从属于环境物质基础。那么为何要把人文和环境物质基础并列起来说呢？
由于人类的特殊性，使人文中的某些部分形成了能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人类或许没有经历过某些客观的事物，但我们在学习以及语言，文字，习俗的传承中可以了解“事物”，形成观念。这些观念不是通过对客观物质的感知，而是一种通过传承来形成的人文，使得人文可以脱离事物或不依据具体事物而形成独立的领域思想。如宗教，民族意识，审美观……。人文的形成最源头应该是物质造就的意识。但这样的意识成型后，在人类的思维加工后，在形成特有的观念后，这样的观念由本来的意识形态转变，升华成为性质性东西。所以这样的人文不可被简单忽略，因为它在管理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成了决定管理的一种物质性的事物。
美国是如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强大，无疑是它社会管理体制的卓越体现。但美国在他向其他地区推行自己美国式的民主的时候，却在异域遭到了抵制。这无疑主要是人文意识抵触的原因导致的管理不能适用的失败现象。这不仅是因为地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所导致，更因为地区民族意识差异所导致，更因为地区的宗教信仰抵触所导致的管理失败现象。脱离人文背景的管理，管理同样要遭受失败。
今天外资企业的跨国进驻，也必须因地制宜的去修正原有在本土成功的管理方法。在人文背景这领域，使用当地的人群来管理做主导，尊重当地习俗，尊重当地宗教，这正是因为考虑到人文背景的重要性，而做的管理方式调整。
今天中国的某些地区民族自治，以及对港、澳、台“一国两制”方针策略，也是切实考虑到物质环境和人文背景的地区差异，而选用不同的管理方法的具体实践。
就管理个具体企业来说，我们要管理的企业性质，产品性质，企业的规模，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对象的实际况要，企业所生存的市场行情……都是管理的物质环境基础。被管理人群的文化结构组成，宗教信仰，心理需求，民族生活习俗，甚至男女比例的多少，被管理人群的年龄段……都是管理中要考虑的人文背景。
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可能用同一个模式来管理；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管理也是不同的；产品企业在产品市场变更结构的时候，也要做管理上的相应调整，那就是物质环境改变而导致的适用管理的改变。
人是凡人，而不是神。我们希望自己能往“高处”走。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那么我们的管理也必须去符合满足人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所以我们的管理中也必须提供一种能让人有机会得到提拔的机制……那就是管理要符合人文的具体一个方面的体现。
如果管理脱离物质环境、脱离人文背景，脱离那样的本，那这样的管理对被管理对象来说只可能是张冠李戴。这样的管理不管“冠”大了，还是“冠”小了，注定不能有效实施。这样的结果不是捉襟见肘，就是一败涂地。
所以，管理必须以符合物质环境和人文背景来做管理，围绕物质环境和人文背景来做管理，管理以此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