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托德·霍夫曼(Todd Hoffman)一度想在两个时区同时工作，却以失败告终。
2002年，这位普化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合伙人开始了一趟为期11天、跨越6个国家的差旅之行。他睡得很少，为了处理美国国内的一个关键项目，每晚都工作到凌晨两点半。不幸他染上了流感，不得不取消最后一站：莫斯科。
感谢科技的发展，“你可以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工作，”霍夫曼说。
跨国企业雄心勃勃的经理们常常飞往遥远的国度处理公务。但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之后，人们很难有出色的表现。不但要应付公司要求员工在家随时办公的要求，还要对付长途旅程之后的头重脚轻、记忆力减退、决策力下降和时差。
这里给出几条建议，都是那些经常在全球各地奔波的人们用来改善海外工作表现的作法：
如果乘坐夜间航班，想办法给自己打个睡帐。
2004年5月，戴维·拉文达(David Lavenda)往返美国和以色利差不多20次。作为新泽西州互联网安全初创企业V-Secure的首席营销长，他负责远在以色利特拉维夫的研发工作。
这位41岁的企业高管说，他坐飞机时经常会睡上一觉。“在飞机上睡觉，只要用毯子蒙上头就行了。”这个月他刚从拉斯维加斯乘坐“红眼航班”回来，看上去休息得不错。在毯子下面，他会带一顶棒球帽。“帽舌会把毯子撑起来一些，方便呼吸；还能遮挡一部分光线，”他说。另外，他还用减噪耳机堵上耳朵，不喝飞机上提供的咖啡和酒。
另外的国际航班乘客还建议登机前好好吃上一顿，这样更容易入睡。
多穿几层，减少行李托运
拉文达总是穿上两件衬衫，以免途中出什么差错。有一次飞往以色利途中，他不小心把咖啡洒身上了。那是他上任后第一次出差，太著急了没来得及换新衬衫。结果，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拉紧夹克外套，试图遮住咖啡痕迹。“人家还以为我紧张得痉挛了呢，”他回忆道。
九十年代末期，保罗·雷利(Paul C. Reilly)时任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 International)阿姆斯特丹子公司首席执行长，经常去伦敦和纽约出差。他和自己经常入住的酒店协商，把脏衣服留在那里洗，下次来时再拿。这帮他省去了长途飞行时托运和领取行李的麻烦。“用不著等，自然也不会丢，”雷利说道。2001年开始，他在Korn/Ferry International主管高层管理人员招聘工作。
抵达之前预订好过夜的酒店，尽量早点休息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驻纽约董事总经理惠特克(Alicia Whitaker)参加一次内部培训时学会了这一招。培训的名称就是“继续出色地工作”。
现在，不管她多早抵达国外的目的地，酒店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已经定下了，”她说。“倒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感觉太棒了。”这比在夜间航班上努力入睡好多了，醒来也不那么疲倦和烦躁了。“工作时我就能表现得更好，”她说。
抵达国外目的地的第一天不要安排重要会议
在前一份工作中去以色列出差时，拉文达有时刚一抵达就参加重要的“头脑风暴”会议，但他很难集中注意力。
办法？安排好主次。他说服同事首先处理不太费神的工作，比如为讨论某个新产品准备一个框架。
不要在惯常的休息时间之后还超时工作，不要每天都安排工作晚宴
在瑞士生病之后，霍夫曼向经常到国外出差的美国同事征求如何安排工作的建议。“忘了家吧，”他们说，“集中精力想想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最近再越洋出差的话，霍夫曼会在电子邮件中设置“外出”信息，提醒各位同事。还坚持每晚当地时间11点之前睡觉。
虽然有了电子邮件提醒，有些国内的同事还是会在休息时间打扰你。雷利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开著手机。不知他行踪何处的助理们已经无数次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几年前他在日本出差，凌晨两点突然手机响了。一位大亨客户在电话里大发脾气。“我整晚都没睡著，”雷利说。“第二天一整天都很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机了。”
多锻炼，最好在阳光下锻炼。
Kamsky Associates主管卡姆斯基(Ginny Kamsky)的各项工作，公司在北京和纽约都设有办事处，协助企业客户在中国做生意。她常常在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城市之间往返。如果在北京，她每天早上都会晨跑半小时──比平常锻炼时间更长。差不多两英里的长跑“让我感觉焕然一新，”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