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偷得浮生半日闲，难得有机会将央视的鸿篇巨制《走向共和》又过了一遍，感叹国家多难，感怀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对那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产生多少联想。
众多枭雄、英杰与落伍者，各色新旧势力，各种利益集团，在历史的舞台上如走马灯般轮番上场。有时，春风得意马蹄疾，颐指气使，好不风光，有时城头变换大王旗，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四散奔逃而去了。帝制的灭亡，共和的兴起，李鸿章的命运，孙文的坎坷，袁世凯的投机，这时事的变换，人世的沧桑似乎不只是命运之手的作用，是否也是规律使然呢？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反过来，以李鸿章、孙文、袁世凯三者的命运来看，一言以蔽之，他们就是“不识时务”。
古人所谓“时务”，即今人常说的“新形势”，“识时务者”自然是善于适应新形势的人。李鸿章不识时务，看不清清庭已是气数已尽，帝制的覆灭和共和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孙文不识时务，低估了中国千年封建帝制对民众精神的桎梏，低估了民主共和的难度；袁世凯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所动，复辟帝制失信于天下人。
“识时务”，说来容易，实则困难重重。何为“时务”？如何辨别？李鸿章、孙文、袁世凯这些个当世能臣、英杰、枭雄也免不了判断失误，跌进保守的陷阱，冒进的陷阱，或者是私欲的陷阱。国人爱说，“历史惊人的相似”。“不识时务”、“跌进某某陷阱”之类的情形常常在现代社会的不同现象、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中重演，对于企业而言，在企业管理实务的众多方面，“不识时务”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只是我们不觉得罢了。
当然，对于现象，西谚有云，“一千个读者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可能是“不识时务”，也可能是“先知先决”，见仁见智，观点相左毫不奇怪。作为中国空调行业四年发展历程的体验者和参与者，对于空调行业的“时务”，对于空调竞争规律性的东西，我也有一些粗浅的思考。透过迷雾看世界，有时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又豁然开朗，如此以往，多少感慨常常积蓄于胸，不吐不爽，不免大放厥词，贻笑大方。
时异则势移，何为现今中国家电行业的“时务”呢？
我以为现在的“时务”就是要跳出四个陷阱：其一，跳出营销至上的陷阱，追求技术和品质的提升；其二，跳出渠道导向的陷阱，追求消费者导向和品牌经营；其三，跳出终端为王的陷阱，追求整合传播的系统优势；其四，跳出急功近利的陷阱，追求基业长青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识时务“何其困难。这四种所谓的陷阱都曾经成就过多少中国企业的辉煌，称得上是中国家电业葵花宝典级的武林秘籍。放弃这些成功的做法，谈何容易。但是，过去的成功只会成为未来成功的陷阱。不识时务者终将被时务所抛弃。另一方面，“识时务”是一回事，如何“应时而变”，又是另一回事。孙文、宋教仁等辩明了民主共和的“时务”，却没能看清中国千年封建帝制对民众思想的禁锢，免不了屡试屡败，仍是不识时务。我以为组织中成功进行“应时而变”需要这样几个条件，领袖、人心、制度。首先，组织领袖必须是识时务者，对于时局有着深刻而透彻的洞察，对于流弊陷阱有着切肤之痛，有着变则生，不变则死的勇气和决心；第二，“时务”必须进入人心，成为组织共识，上下一心，共同改变；最后，“应时而变”需要有变的思路、变的策略，变的流程和制度，这样“应时而变”才不会陷入盲动和无序。
又想起《走向共和》的一段剧情，在戊戌年，识时务者，如康有为等，对光绪皇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晚变不如早变，小变不如大变”。慈禧不认同，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砍了康党一帮人的脑袋。最终在辛丑年遭到惨败后，逼不得已重新实行“新政”，其实还是戊戌年康有为的那一套主张。然而，届时已时隔三秋，而大厦将倾，细微枝接的“小变”已是无济于事了。几年后的一场“大变”，武昌起事，袁世凯逼宫，皇后婉容和宣统小皇帝孤儿寡母只得退位了事。千年帝制惶惶然结束，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只可惜清庭满朝文武，位高权重，竟无一识时务者，或者即使有，也没能做到有效的应时而变，挽救清庭百年基业。
正应了那句老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知道“应时而变”者更为难得。作为企业中人，每每想起这些故事，总是感慨万千，唯愿“识时务”的中国企业认清时务，“应时而变”，跳出陷阱，再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