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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中芯国际集团，可能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有教堂的公司。在中芯国际集团，包括总裁张汝京在内的基督徒员工共有八百多名。
作为一家半导体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企业，中芯国际能够有效地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建立健康廉洁的企业伦理，基督徒总裁张汝京的表率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起到了根本的作用。作为道德基石的信仰具有超越的力量，这远非人的天然能力所可比拟。如果没有信仰为根基，道德将无所依托，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抵挡人类败坏行为的坚强盾牌。
因此，当那些本身都缺少信仰的“企业文化专家”，在面对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时，表现出来的将不仅仅是苍白。由于信仰缺失，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种种败德现象。欺诈、贪污、钻法律的空子、为富不仁……，面对如此严重和混乱的道德问题，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显然要大大优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已经为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所佐证。
自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大都注重其器物文化的一面，而对其精神文化的研究与吸取，直到今天都还远远不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总是在西方精神的堂奥之外徘徊，吸收的都是一些表面化的东西。这样说并不是妄自菲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很难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才会成为问题。
这一现象在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在后现代管理时期，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多数专家对管理的理解，都暴露了我们精神的软肋。管理是科学不错，但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在其本质层面，管理是一种文化和艺术，最高层次则是一种信仰生活的实践。但很多人偏偏太过于强调其科学性和精确性——这或许是现代管理所敬奉的准则。这一准则在后现代管理时代已经不合时宜。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否定管理的科学性与精确性，但后现代管理却更多地是在艺术性与模糊性的领域发挥着其无穷的魅力。
从某种角度而言，德鲁克是最不象管理学家的管理学家。因为德鲁克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谈管理，而是把管理置于“社会”、“文化”、“信仰”之中。他更象一个传道士。
那么，信仰又是什么？它对管理究竟有那些益处？
当我们说，IBM是用信仰的力量建立其企业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否理解信仰的本质？真正的信仰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与文化背道而驰的。文化制造的语言暴力已经使人类四分五裂，彼此充满仇恨。而信仰之舟则使人类驶向爱与和平的海洋。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我们缺少信仰，实际上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缺少爱，是因为我们否认世界的神圣性。于是，我们进一步失去了与邻人之间的健康关系。这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人的真实处境。
在管理中，在信仰的根基没有重新建立之前，通过物质主义的企业文化试图构筑一个生机的企业，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因为我们不能过于信靠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上帝的无限。这样的信仰与科学的昌盛并不矛盾。事实上，在过去三百年三百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中，95%是有信仰的。其中包括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等这样一些闪亮的巨星。
中国人都崇仰孙中山为中国进步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他所提倡的博爱精神。孙中山的博爱精神并非仅仅来自西方这样简单。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直被我们所忽视，那就是，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对博爱精神的理解和实践，会有巨大的不可逾越的差距。
很多中国人以为，信仰上帝不过是老弱病残、孤苦无依者的虚幻的精神寄托。这种肤浅的理解暴露了我们文化的根本症结。这使我们曲解了信仰，于是也曲解了管理与信仰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在钦佩IBM的伟大时，却又对其以信仰为基石的企业精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同样，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诸如通用电气、微软、戴尔等西方卓越企业的文化实质。因为他们的领袖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等人，都具有坚定的信仰。这样说并不是要唯西方马首是瞻。事实上，信仰的缺失是整个时代和人类共同的病症。我们所说的信仰之真理绝不是仅仅来自于西方。今天的西方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早在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已经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而即使在今天声称坚持信仰的西方人的虔诚背后，也隐藏着将信仰表层化、形式化之严重倾向。
我们必须逾越中西文化的真正阻隔，才能抵达信仰的山峰和管理的自由之境。否则，一切所谓的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化管理都是隔靴擦痒。
（张羿，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