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3年岁末，当《同行》记者一路赶到亳州城时，这个安徽西北重镇并不如想像中的那般寒冷。亳州市刚刚召开了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当地媒体说，该市工业、投资、财政收入、城镇居民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刷新了建市以来的纪录，整体经济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而街头上，除了随意违反交通规则的三轮车和来来往往的人流，还有“首届亳州经济发展论坛”的宣传条幅正迎风摆动。对于亳州人引以为豪的人物曹操，他当年修建的地下运兵道因渗水已经暂停开放。以亳州的另一大名人华佗注册的“华佗”商标，被湖南一企业使用长达30年，刚刚回到家乡。在当地的报纸上，古井丰水源的房地产广告常常占据着报纸的一个整版，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房子。
我们的目的地古井集团总部尚在亳州45公里之外的小镇，它离合肥很远，它似乎是远远地躲在安徽的西北部，求得一方宁静。但近二十年来，因为有了王效金，它又似乎从未宁静过。
1989年，王效金在新华社记者马常青眼里是“名不见经传”，这个比王效金小6岁的记者在文章中说：此人嗓门极大，一“侃”起来小房间嗡嗡作响。
马常青可能是采访王效金最早的一拨记者。从1985年进入古井酒厂，到1987年担任厂长，王效金正给这个国营老厂（同时也是小厂）带来新的感觉。他曾经组织有发展前途的职工，利用生产空闲集中起来学习，并由他自己编写讲义和授课。这一百多人的历时三个月的培训，被称为是“古井的黄埔一期”。后来，这些人基本都走上了管理岗位。1989年，王效金以“降度降价”的策略带领古井走出困境，一时引来众人侧目。
这个古井酒厂在王效金等人的带领下，现在已经发展成净资产10多个亿的集团企业。评论家李青说，因为王效金的出现，古井集团出现了飞速的发展。
寻访“古井最大的敌人”内容丰富的古井集团网站里，有人上传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去救它。最后，农夫决定放弃。为了免除驴子的痛苦，农夫请邻居们帮忙，人手一把铲子，准备填埋枯井。这头驴子了解到自己的处境时，刚开始哭得很凄惨。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了。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部时，驴子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面。就这样，驴子将大家铲倒在它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地，这只驴子便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
这个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传达了一种生存态度，只要我们能够锲而不舍地将身上的包袱、危机悉数抖落，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里，又有什么可怕？
这个故事是针对古井而言的。
王效金承认，古井现在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束缚，有计划经济、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有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纠缠。古井员工有的依然沉浸于往昔的辉煌内不能自拔，有的则对古井的未来充满悲观情绪。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井当前的成功，是产品上的成功，是靠一个名酒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客观地说，这个成功还缺乏基础，是当年凭借企业家的胆略和敏锐，抓住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机遇、某个空缺、某个项目、某种稀缺资源，使企业迅速做大。所以，这种成功并不等于企业真正的成功，更谈不上企业的持续成功。
如同徽商、晋商的兴盛与衰落一样，这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大怪圈：一是“轮回”的怪圈。三五年一个轮回，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但都难做到基业长青。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怪圈。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阶段，一个企业的命运往往维系在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身上。这种现象严重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制约着古井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企业要摆脱这样一种怪圈，就必须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一种系统的支撑力量，才能避免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再次发生。
管理专家潘诚认为，许多企业曾经依靠“能人”获得了迅速发展，但要做到基业长青就必须从“人治”转向“法治”，用制度文化来规范企业发展方向。资源是会枯竭的，惟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这其实也是王效金最为关心的问题。
走进古井集团，一个硕大的标牌赫然屹立，“谁能打倒古井？将是古井人自己”。王效金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我经常一个人在想，事实上，我已经成为古井集团最大的敌人。
颠覆自己的世界是中国企业家最不可接受的现实，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企业家生命也行将结束。评价家李青说：王效金先生是个不犯糊涂的人，他非常清楚在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
王效金曾经推动古井集团通过利用各种科学的手段，包括产业整合、资本运营、人才引进等方法，使企业不是太多地依赖于一个人，而是依赖一个团队的协作发展。但是后来他感觉到，仅仅做简单的调整还是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切切实实地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在产权制度上寻找出路，要在企业的精神世界里寻找答案。
一向雄才大略的王效金也曾在一篇文章不起眼的角落里写道：作为一个国营大型企业的厂长，我深有“船大调头难”的体会。
改革之痛然而对于古井集团来说，酒业发展下滑是最为现实的因素。古井贡公告显示，2000年公司净利润为1.47亿元，2001年滑落至0.67亿元，到2002年只有0.47亿元；2003年中报则显示，公司中期净利润为1000万元左右，比2002年同期下降61.57%，而2003年第三季度仅为600多万元。有媒体报道称，白酒业务占据集团大概70%的份额。
王效金曾在酒业市场中几多厮杀，几多征战，是颇为著名的市场战将，山东市场、天津市场、东北市场几场战役，几已成为营销经典。1999年，他甚至亲自做起古井酒的形象代言人，在电视上说“做酒如做人，贵在一个真”。此前1997年的山西假酒事件曾经在中国白酒市场引发巨大震荡。
王效金2002年聘请著名职业经理人阎爱杰，将酒文章做到了另外一个极致。然而对于这个多年的老国企来说，它所引起的反响却不小。
“‘阎爱杰在古井集团不能成功，即使古井新的营销体系建立起来也与阎爱杰无关！’一杯38度的古井贡下肚，古井集团某销售人员正酒酣耳热，吐出一句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古井内部人员对阎爱杰到来的评价。
更大的问题是薪酬。新聘人员的薪水与外企相当，或者略高一些，当然肯定会高于老员工。这项改革甚至引致部分高层的不满。
古井内部火药味渐浓时，王效金在古井2003年文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企业的营销转型，通常会引起企业性质、任务和经营管理哲学的改变，引发一场企业思想和员工心理上的革命！”
与王效金接触，智慧的张扬和谋略的灵动会随时向你抛来，使你觉得，这是一位挥斥方遒的大企业家。古井的写作班子曾经这样来描述王效金：对于古井酒厂来说，王效金的出现有点像某个传说：一位智者，两千年前就出发了,去赴一个两千年后的约会。
在古井镇至亳州城短短15分钟的路程上，王效金坐在副驾驶座上，如同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描述的一样，侃侃而谈，间或象征性地回头看你一眼。在简短的问候之后，不容你回答完毕，他随即“自顾自”地进入他自己的思想世界。
其实谈的倒也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古井的写作班子（王其实也是古井的写手之一）正在撰写2004新年文告，王效金既发明了这项文告制度，同时也是多年来的执行者。而今年的执笔已交由正着力培养的年轻人来做。王效金在车上反反复复地说，初稿写得很不错，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斟酌。从早晨拿到稿件，王就在想，该不该动手给它改呢？这个问题甚至困扰了他的午休时间。多方思忖不得结果。在尊重别人的劳动、鼓励年轻人的积极性和锻造优秀文稿之间，王这个老练的企业家也犯了踌躇。
王的有些重复的言语，似乎要说明的是，不仅是要接受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理解他的所思所为。这包括他对培养人才的诚恳之心、对企业未来的忧虑。
1989年在亳州城开业的古井大酒店，是古井发展史上响当当的一件大事。亳州古井大酒店后来被称作“零号楼”，因为这是古井的第一次多元化尝试，是第一次走向不熟悉的“零的突破”，是想法和实践的第一次“零的突破”。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1996年斥资3亿多元在合肥兴建的古井假日酒店。古井假日酒店的意义在于它与国际假日酒店集团的合作。这一托管经营举措，在古井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大胆尝试。
王效金当年因此招致不少非议，甚至批评。而酒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如日中天。古井今天在多元化上所取得的成功已是人人认可，古井集团2004新年文告中说，集团2003年白酒业增长22.83%，房地产业增长57.91%，酒店业增长22.99%。几大支柱已赫然屹立。
王效金曾经不无抱怨地说：“商人是活得最累的一种人”。与王效金同龄的张瑞敏也有同样的心理历程：“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但是当我们拂去成功之后的光彩浮云，去凝视当年一路走来的探索脚步，发现的仍是不为人知却依然执着，不为人解却依然坚定的心路历程，以及在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前永远保持微笑的心态。
白酒业面临残酷的竞争，药业部分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红酒产业在今年因关税下调举步更加艰难。更多的人会习惯性地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利益看待和处置问题，而他，必须为整个集团这艘巨轮掌好舵。更主要的，能不能顺利完成改制，能不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能不能走上百年长青的发展轨道，或者通俗地说，古井离开王效金之后，能否依然健康远航？
王效金童年时代曾经目睹一个凄苦的场面：破旧的板车上，散乱的棉絮被盖着一个病重的农民，汗水和尘土与刺目的光线使他的脸色显得更加青灰。这个人因为无力支付几百元的医药费，而被医院拒之门外。一个农家孩子的心被什么东西深深刺痛了，王效金说：“三年自然灾害，亳州饿死多少人啊！我当时暗下决心，将来非得做一番大事业，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吃有穿有钱看病……”
等待那一天？王效金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有着北方人的壮实。他穿着与普通员工一样的厂服，在那间并不突出的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在那场涉及面非常之广的官员腐败案件中，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卓然屹立。他甚至在多年以前就对今天的腐败案件有过大胆的预测。他保持着一贯的自律和自警。在那些扯不清的政府官员与企业老板的台上与台下的“关联”中，他大胆喊出：我是商人。
2002年，王效金从古井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位子上抽身。现在，古井旗下的房地产集团、酒店集团董事长均不由他兼任。王在他的书中说，成功的企业家，80%的时间在考虑明天，20%的用以处理日常事务。毕竟，古井的明天需要慎重考虑。
他现在甚至减少露面的机会，就连有关古井的新近报道中，使用的他的照片也是雷同的那么几张。
现在有关古井的报道确实不少。尤为集中的是今年1月份。2004年1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古井集团改制调查：万基系第三枚棋子？》；2004年1月7日《广州日报》发文《万基收购古井脚步放缓》，又言万基保健品要被深圳太太药业收购，及万基资金紧张等消息；2004年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又刊载文章《古井变身独家内幕》，详尽解说改制方案。
相反，安徽本地媒体除了不遗余力报道由古井集团赞助的超霸杯足球比赛外，却异常平静。仅1月2日《新安晚报》发文《古井贡否认收购传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记者写道：“古井是安徽白酒业的领先企业，此次被传收购，再次向安徽白酒业敲响了警钟。”
这“警钟”二字颇耐人寻味。我们不知道“警钟”所指何意，是否被人收购就该敲警钟？与之相联的，是否民营企业控制国营企业就该敲警钟？从省内这家大报的这位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的笔端，我们看到的是改革的艰难，以及凝固在人的思想中的那种“小农”经济观，我们甚至由此想到，安徽为什么会落后于别人。
这正如王效金所经常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鼻血的。我为王效金、为古井深深捏把汗。
但国企之病，体制之痛，机制之弊，这些多年来所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寻得一个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突破。即使破浪前行、逆风飞扬。
从经济制度上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民营企业的产权非常明晰，产权结构比较合理，企业内部因而能够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高。国有企业，因为长期的出资人缺位和虚位的问题，无法实现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相统一，也就难以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根本还在于产权结构的缺陷，在于产权改革的不到位。
古井在对企业内部的宣传中说，改制一是能真正从“主人空”的尴尬局面中走出来，成为企业的主人翁（全员持股），二是使“爱厂如爱家”的理念在员工的观念和行动上真正实现统一，员工行使监督权和约束权得到体制上的保障。
1980年代，温州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推行了股份合作制等经济形式，温州的经济因而发展很快，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而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改革实践证明，较早实行国有经济有序退出后，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收入上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据了解，古井集团是亳州市的经济支柱，去年上交的税收占亳州市财政收入的75%左右。因此，亳州市成立了古井集团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邵国荷亲自挂帅。
“只有到了那一天，古井才是真正地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猛吸了一口烟。“那一天”，指的就是古井集团改制成功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