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金元集团领导干部 贵州金元电力投资公司悄然变身



当日参加会议的贵州省省长石秀诗指出,对金元公司的重组,是根据电力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实行厂网的彻底分开,解决在干部任职上的交叉问题、关联交易问题。

  饱受争议的金元公司悄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

  1月11日,贵州金元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2005年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召开,贵州省省长石秀诗到会祝贺。大会宣布了金元重组的消息:贵州省国资委出资4000万,以持股2%成为金元最大的股东。

  于是,饱受“转移国有资产”指责和“关联交易”嫌疑的金元公司换了身份———成为国有相对控股企业。

  而从1月13日开始,向德洪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贵州省电网公司,在新落成的高达30层的金元电力大厦办公。

  但这次重组,是让金元真正换了内核,还是仅仅换了件新衣?是否真的能够让金元顺利摆脱“关联交易”的嫌疑和冲动呢?更为重要的是,在电力系统,类似金元这样的电力职工持股企业很多。在国家大力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金元的变身,就有了参照和样板意义。

  变身的关键:2%国有股份

  金元的重组始于2004年的下半年,由于贵州省国资委当时刚刚组建,前期的组建筹备工作由贵州省经贸委牵头负责。

  一位参与重组方案设计的贵州省经贸委负责人坦承,“金元的重组有舆论压力。”但他强调,“更多是考虑到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加强政府对地方支柱产业的把握能力。”

  金元的重组是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知情人士透露,针对金元的重组,贵州省政府当时提出了“政企分开、厂网分离、国有控股、加快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总体要求,随后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黔委厅字(2004)62号文件,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后,正式形成了由贵州省国资委出资4000万元国有资本金正式注入金元公司,组建贵州金元电力集团公司的方案。

  2003年的一份资料显示,金元公司当时的股本是12亿股,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7亿股,由金元公司3000名员工持有,占总股本的14%;第二部分是贵州盛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1800万股,占总股本的1.5%;第三部分所占股本的比例最大,为84.5%,由若干分散的外部投资者约20000余人持有,平均每人持4.17万股。

  经过之后的增资配股和此次国有资本的注入,重组完成后,金元公司股份结构为:总股本200000万股,每股人民币1.00元,其中贵州省国有资本4000万股,占总股本的2%;贵州盛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880万股,占总股本的1.44%;丁纯净等28762个自然人合计193120万股,占总股本的 96.56%,平均每人持6.71万股。

  由于多达96.56%的股份由分散的自然人掌握,只有2%的国有资本就成了最大股东。贵州省经贸委的这位人士表示,金元公司目前的性质是“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多元投资公司”。

  2%的股份变化让金元今非昔比,“国家的支持程度也将不同以往”,似乎可以彻底摆脱“关联交易”的指责,“现在国有资本注入后,我们就可以举全省之力组建电力集团,这为金元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广大股东、股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向德洪们“弃官从商”

  在金元公司的新一届董事会中,向德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远海、匡忠雄、袁昌隆任副董事长;匡忠雄、陈森泉、袁昌隆、尹贵荣任副总经理;何卿华任监事会主席。

  在这些高管中,陈森泉原为金元公司总经理,此次让位于向德洪;尹贵荣此前的职务是金元公司下属纳雍发电总厂厂长;而何卿华是贵州电建一公司经理,也是金元公司股东之一的贵州盛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而原为贵州省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厅级)的向德洪、贵州省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的匡忠雄、贵州省电网公司助理巡视员(副厅级)的袁昌隆则不再担任省电网公司领导职务。

  金元公司办公室主任朱绍纯说:“向总是主动辞去电网公司职务的。”

  至于辞职的原因,他解释,主要是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省里面认为“向德洪是担任金元公司领导的最佳人选”。

  虽然贵州省电网公司已是企业,但相关领导按惯例依旧享受行政级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已经在仕途上奋斗三十余年的向德洪等人毅然“弃官从商”?

  贵州省电网公司一名人士说,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向德洪要么选择在电网公司任职,退出所有在金元公司的股份,不再兼任金元公司董事长职务,要么辞去电网公司领导职务,选择到金元任职。

  向德洪最终选择了到金元任职。贵州电网公司的这位人士讲,除了年龄上的原因(向德洪今年59岁),还因为金元公司是向德洪一手发展起来的,“像自己的亲儿子”。

  那么,向德洪到底在金元公司拥有多少股份?贵州省电网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黄恩利说,当年成立金元时的集资都是按照级别有标准的,第一次集资时,一般是普通职工2万,处级3万,高层领导4万。

  但也有人提供了不同的数据。贵州省电网公司的一名职工表示,当时的标准是:普通职工4万、处级8万、高层领导12万;随后在2003年进行了一次无偿配股,配股比例是50%;2004年又进行了一次无偿配股,配股比例是60%。

  依此推算,经过配股后的高层领导股份应该超过了20万,中层领导应该超过10万。朱绍纯、黄恩利都坦承,自己在金元的股份就有“十几万”,而从2000年金元公司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在15%左右。

  “弃官从商”的不止向德洪等人,还有原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现担任金元公司副董事长的王远海。

  至于外界议论的省级领导和工商、税务、规划等部门的领导在金元公司也持有股份的说法,黄恩利表示:“据我所知,在持股的自然人中,除了电力系统职工外,并没有其他人持有股份,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

  但他强调,不排除有的电力职工当时没有钱集资,或者不愿意集资,让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入股的;也不排除外部人员私下里委托电力职工入股的情况,加上股份允许内部转让,所以不排除非电力系统人员持有金元股份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很琐碎,现在还没办法提供具体的统计情况。

  金元的新装

  对于贵州省政府的决定,其他贵州发电企业多数表示理解,“电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省政府应该掌握一定的发言权。”但他们同时也表示了对今后状况发展的担忧,“重组并没有使金元的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也并没有从股份结构上,规避关联交易的危险。”

  黄恩利也坦承:“省委、省政府实际上是从爱护金元的角度给金元戴上一个红帽子。”

  朱绍纯说,我们现在已经和电网公司剪断了关系,高层领导班子成员都不在电网公司任职了。朱绍纯原为贵阳市南供电局局长(处级),来金元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不过半月,目前市南供电局的新局长是原遵义供电局长邓恩宏。

  然而,目前的问题只是解决了金元公司领导不在电网公司任职的问题,但最为关键的是,“电网公司的领导以及广大职工依然持有金元公司的股份。”

  问题远远还没有解决。

  在目前贵州省电网公司的9名领导班子成员中,除贵州电网公司新任总经理潘福、副总经理廖建平、副总经理张卓任、总工程师鍙蜀明、总会计师胡伏秋外,党组书记王和、纪检组长、工会主席孙兆嫒,副总经理晁剑,副总经理廖新和4人之前都在贵州电网公司任职。知情人士透露,这4人都持有金元公司的股份,而且按照级别,不会低于10万股。

  除了高管和中层领导在金元持有不菲的股份外,还有更多的电网系统的职工持有金元公司的股份,其中不乏财务、调度等关键岗位人员。

  金元公司占96.56%的自然人持股中,主要分为两类:金元公司员工和贵州省原电力系统职工。在电力体制改革中,随着厂网分开的完成,原属贵州省电力公司的国有发电厂已于2003年初全部移交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华电集团公司,于是在金元持股的原电力系统职工中,又分化成贵州省电网公司职工和其他电力企业职工。

  目前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贵州省电网公司的职工持有的金元股份。这部分股份的规模,根据最为保守的电网公司1万名职工,自然人平均每人持6.71万股,并除去新员工无法持股的因素估算,目前省电网系统的职工持股数应该在6.5亿股左右,约占总股本的32.5%。

  贵州电网公司总经理潘福透露,关于电网职工持股的问题,国家正在制定一些这方面的政策,贵州肯定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政策来执行,具体怎么退出,这不是一个省级电网企业所能考虑的问题。

 贵州金元电力投资公司悄然变身
  样本之险

  贵州省目前的主要装机容量中,除金元掌握之外,其它多属中央企业国电集团、华电集团所有。本来这类发电企业与金元之间的矛盾还局限在电力系统内部,现在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使得问题向更为复杂的方向演化。

  “政府不应该现在就参与进来,至少应该在中央对金元现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意见后再考虑参股,现在无疑让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扶持金元,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理由也许很多。贵州电网的一名财务人员表示,即使仅仅从税收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扶持金元也是“情有可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企业集团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027号)的有关规定,五大发电集团所属全资控股企业,由各集团公司在北京市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各集团公司所属合并纳税成员企业暂不实行就地预交企业所得税办法。2004年11月16日,随着五大发电集团在各地的成员企业陆续增多,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再次明确了这条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抛却“各级领导在金元拥有股份”的传言,地方政府扶持金元也是可以理解。

  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不统一,以及彼此立场的差异,金元现象的背后除了之前揭露的垄断利益变相私有化之外,还牵扯到更为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当获知金元重组的消息后,电监会的一位人士很是担忧,类似金元这样的电力职工持股企业非常多,几乎每个省大大小小的都有,金元的第一个“变身”,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就有了参照的意义。

他说:“对于这类企业的处理,目前的规范方案正在制定中,国有资本此时注入,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让本来就艰难的电力体制改革更加充满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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