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车辆管理所电话 易话管理

关键词：“食”、“力”、“人”、“贷”、秩序、“器”、“体”、管理

０、前言

管理，作为协调人类彼此间行动的一种行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深深的扎根在人们的生产劳动之中，在人类抗争自然，改善生活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其历经了无数次风与雨的洗礼之后，仍能绵延至今而不断的唯一一个国家，在其管理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否则何以能够经历如此之多的磨难，而仍然能够立于民族之林去同化其他异族呢？然而到了近代以后，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百年的耻辱，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管理理论的不行，恰恰相反的是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若是一味的去固守某一样东西，一味的在强调着某一方面的事情，所将带来的，只能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当从历史的失败中及时吸取教训，明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今后的管理中作正确的事，否则，失败将会再次眷顾我们。

一、管理之核

１、“食”

中国自古流传着一句话——民以食为天，这句看似极其普通的话，却道出了管理的玄机。《尚书8226;尧典》说：“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意就在说：要想使边远地区的蛮夷都能臣服我们，要想拒奸、任善，就必须在顺应“时”的变迁下注重“食”的生产。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到“食”对管理的极大意义，并且始终以其为重点，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何历来如此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因所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开始多元化，人们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温饱问题了。因此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的思想家管仲提出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并将此应用到对齐国的生产管理当中去。随后齐国就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迅速富强起来，并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以行动告诉了我们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而其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直到近代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人性需求理论才有与其相类似之处。这不得不让我们敬佩先人们那卓越的智慧。所谓“食”就是指人们的某种需求；所谓的管理，也就是指如何努力去指导人们生产出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因此“食”在管理中不可不谓是一件头号大事。一个企业主若能引导其员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需求，无疑他的管理将是成功的管理。一家企业若能生产出众人所需要的产品，不用说这家企业绝对也是成功的。这就是管理之中的“食”，它不但直接关系到每个人温饱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的问题。只有在充足的物质供给下，社会的礼、义才能兴胜起来，也只有有了充足的物质供给，社会才会走得更加的文明。一个生活在缺衣少吃的环境中的社会，如何叫它文明呢？这也是老子为什么那么的反对礼、义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不是“道”，而“道”就在“食”与“力”之间。只有当人们摆正了“食”与“力”的位置，解决好了它们之间的矛盾，管理才能真正的被称之为为之有道。管理的出路在于“食”，企业的出路亦在于“食”。

２、“力”

所谓的“力”就是指劳动者以其劳动去换取应有的“食”的一种行为。管仲对此是十分重视的。正如他在《权修》篇中所说的：“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虽说这只有短短的44个字，切以完备的说出了“食”、“力”不当所会造成的种种恶果。大凡一个国家的昏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一个国家的兴胜也正是从治理这个地方做起的。作为一个企业主，“食”、“力”如何进行合理配置，这不得不是他们当认真考虑的重点。爱作杀鸡取卵之事的人，一定不会是个能在管理取得成功的人。一切只知如何聚财的守财奴，也一定无法拓展其事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一直强调民心重要原因。“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原因就在于此。

爱读史书的毛泽东，常说商鞅之法为良法，为何？《商君书8226;慎法》中说到的“国之以重，王之所尊者，力也”就是最好的答案。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商鞅国家暴力论的核心，这完全是对其法治精神的误解。其实他所说的是：国家所最为贵重的，君王所当最之为尊重的，是力。所谓的力就是指民力，其法治精神的核心也就是在此之上而围绕展开的，这就是他法治思想的精髓。作为一家企业，作为一名管理者，如何用法则、法规去规范大家的行为？企业当怎样制定准则？答案就在于这。一切不以“食”、“力”为准则的规章制度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是充当花瓶就是用来激化下属的怒火。一切有助于“食”、“力”均衡发展的规则，必定会为管理者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良法，也是大家所向往的良法，是每一优秀的管理者所当必知的。

除此之外，商鞅还在他的《壹言》中说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这就是其法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抟力”、“杀力”。他并且还提出：“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由此我们可看出商鞅之法其实是一种开疆扩土的霸术，是其霸术学说的具体体现，其侧重点就在于“生力”、“抟力”、“杀力”上，认为“力多”而不杀是“奸虱”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就在于走不断对外扩张的道路，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他的这种思想虽然还有诸多问题。但从老子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中，我们不难窥见到其中的一点韵味。无论后世君主是否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也不论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杀力”以成为他们安邦定国的不二法则。“力”使用原则本就不能闲着，否则就是乱的根源。不过物极将必反，历史再次告诫了我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只顾“杀力”而全然不顾民力的不济的行为，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因此管仲所强调的农、工、商及社会各行业应相互协调发展，不可偏废的思想，无疑才是真正的王术。然而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管理真正能做到“力”各尽其用，不偏不费呢？这又属“分”的问题了。近代西方新兴的《人力资源》在某一方面也正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不清楚当他们看过《管子8226;人国》之后会有何感想。人家如何反应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能留给我们讽刺意味的则是：我们这二千多年来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整个民族又是在做些什么？是我们正在退化呢，还是人家先进了？

或许统治者怕小民闹事的原故吧，因此都纷纷采用老子所提出的愚民政策。没错，老子所提出的愚民政策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因“力”多而带来的内乱问题。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因为他远在那个时代就看到智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封闭可使社会的发展停滞。于是他提出“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这我们可在物理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知道为什么。其实这种行为也只是想让社会达到“死寂”而已，然而社会的发展容许出现“死寂”吗？我们真的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完全封闭吗？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愚民只是留给那些乌托邦者的理想。若用这种理论去管理企业，企业哪能不落后？不过老子的另一种思想“无为”倒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无为”其思想的根源在哪，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老子一向崇尚自然法则这一线索上去看，我们不难推测其理论的出处当源于自然，是在其思索了天地无为而万物自生之后所作的总结。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生物的生长与发展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偏爱，自然也从不干预它们的生长。想必老子就是从这里悟出“无为”吧！从耗散结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封闭的系统会因熵不断增大而最后走向“死寂”。因此一个系统要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就必须开放。只有纳人足够多的负熵，系统才会不至于因缺少能量而走向“死寂”。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更多的人不断参与到其中来，否则就会因失去生力军而走向“死寂”。同时我们的社会又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它的发展决不是只需要某一两样东西就可以的了。这也就使得我们不能因个别的或是一时的喜好而去将社会中大量的民力调集一处。一个社会一时期的民力是有限的，一旦在某方面聚集大量的民力，参与其它方面发展的民力也就必将为之所减少，这也就侧向将社会其它领域的大门给封死了，使得其它领域的发展不是变缓就是停止不前，甚至失传。而当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的话，社会必将因此而走向畸形，紧接着就会一个接连一个问题的产生，最终必将导致社会整体因出现堆积如山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崩溃。这在中国可不只是一次的经历着了，难道这就与封建统治者们片面的去强调他那自以为是圣人之治的儒家学说而蔑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使中国在走过大唐盛世之后就不断的衰败下去的行为无关吗？“力”多而不用，是“奸虱”产生的根源；不量力而行必将自取灭亡；过分倡导某一方面必将带来畸形的发展；设置华而不实的“门槛”，“虱动”将为之滋生；没有“门槛”又无法选拔……；无为之难，以使其变成了最容易，同时也是最为难作到的一个词了。或许只有传说中的“圣人”才能做到吧！因此管理者在没搞清楚管理系统中每一子系统工能及意义之前，乱加分配其自以为合理的“力”，结果必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而这则需要在未来花更多的精力去解决。所以，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说是不无道理的。偏激的行为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杀鸡取卵的事，我们做的还少吗？如今一些人也很爱谈老子的“无为”，然而为什么又不好好领会一下《管子8226;牧民》所说的“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呢？任何一条理论的应用均不是无条件的，不符合其应用环境的理论，用了，一定是要发问题的。

或许我们都在惊讶老子思想为什么会前后如此的矛盾，其实这也正常，因为他崇尚阴阳之道。能将阴阳融洽的贯通在一起而不乱，也就他能做到。我们没有他的那种智慧，用其一半，怎能不出错呢？

“食”与“力”是管理的核心，我们一切的管理行为与准则均是从这当中展开的。管理的行为只有合理的解决了“食”与“力”的问题，管理才能称得上是一种成功的行为，无法解决“食”、“力”问题的管理，必定很快将被历史的洪潮所吞没。中国古代历来都向往那种所谓的圣人之治，其实人们传说中的圣人做的也只不过就是去合理的处理好“食”与“力”的关系。他们也就是在顺应时代需要的情况下，将“食”、“力”再分配就是了。所以史书才有所谓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的记载。其实印度的释迦牟尼说得非常的不错：“未来之佛是光明之佛！”确实，谁若能给人们带来光明，谁若能告诉人们如何去实现光明，谁就是未来的佛。在历史上，当我们在装备还远不及美国的那个年代里，我们依然能够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伟大的党能够让人们相信她，让人们想信只要跟着党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可到来，所以才有那成千上万的人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对那美好未来的向往。这就是“食”的力量，它能充分调动人们的极积性，可让人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难道最成功的管理不就如此吗？因此古人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就在这。难道这还不值得成为我们管理企业的重点吗？一个企业主的眼界有多广，他的市场就有多大。我们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之所以搞不好，绝大多数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那种“小农”思想。这与是不是农民无关紧要，关键问题在于心。革心才是拯救我们的企业，拯救我们民族的良药。

二、管理之要

大凡管理，必有其六大要素，一、“人”；二、“贷”；三、“阴”；四、“阳”；五、“器”；六、“体”。阴与阳本就为一体，所以我们暂时用秩序去代称它们，因此以下就从五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

１、“人”

域中有三大：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这是老子的哲学观点。其实所谓的天与地，用《易》的语言来讲，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食”与“力”。由于它们是核心，是管理每一步所当尊行的，所以省去不讲，剩下的一个就是人了。人是管理中的主体，也是管理当中的决定性要素，如何让他们用“力”取“食”，这是所有管理者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得人心的管理者才是成功的管理者，否则就要注意自己的管理行为出错的可能性了。“人”的性质是众，因此要管理好他们就需“分”，所以《管子8226;乘马》中提到：“圣人之所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禹治国时要分九州，《管子》一书也多处讲到分法的原故。“分”并不是一定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这不是“分”的概念，而是说在整个系统中要在各处分配多少“力”，才不会使“力”不至于多出或少掉，也不至于让人劳动过度或是清闲得无事可为，而后又可使系统得到全面的发展所提出的。这与现在西方管理上所说到的如何合理分配劳动力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在于大家都讲求分配的合理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人所更为注重的是均衡之道。古人的“分”是有其依据的，不是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的，《传》曰：“河图隐于周初，《三坟》亡于幽厉，洛书火于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复见。”由此可推测《三坟》、河图、洛书，均是与治世有关的，而《连山》讲的只是治世，所以本人猜测古人所谓的分法，不在河图之中，就在于洛书之中。然而当今的河图洛书还是不是原先人们所说的河图、洛书，若是的话，那它们都又在讲些什么？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２、“贷”

管理要素中，属于物的有两类：一是“人”；二是“贷”。“人”是指管理系统中的人；“贷”泛指一切的物或特指流通中的物，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物流。古人所说的“贷”其实是指传输、运转中的东西，而不单指商品。它的特性就如同地球上的河流，因此也就要求通而勿塞。在这一方面如今的西方人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当中。就比如JIT（just in time即时制造），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对物方面的研究，向来被受西方国家的重视，为此他们专门分立出《工业工程》对其进行研究。《工业工程》的初衷在于对如何减少工人在生产中的时间浪费而产生的，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更进一步的深入到了对人、机、人机等多方面。其目的就在于如何进一步的减少生产管理中的浪费，从而去提高生产率。将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必然会充满到整个物的领域当中去。然而这在我们国家却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许就是我们现今管理远不如人家的一方面原因吧。其实有没有《工业工程》这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者有没有注重去减少生产及管理中的浪费与不合理，因为这是《工业工程》的理念。

３、秩序

秦相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孔子也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为什么呢？《史记8226;天官书》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想必道理就出于此。《尚书8226;考灵曜》也说：“五百载，圣纪符。”为什么会说五百年是一圣者的标记呢？究其根源也就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重新调整，而五百年正好是一个尺度，所以古人将五百年说成一个圣人的标记。五百年之所以出一位圣人，就在于他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而重新分配“食”与“力”的关系。所以老子所说的“上礼为之而莫之应”道理也就在于此，因为一味的去死守过了时的秩序而不去思考时代的变化，其结果只能带来混乱。天道在变，秩序作为天道的辅助，当然也将随之而变，而我们一切只注重秩序问题，最终只能做出舍本逐末的事情来。然而天道的变化指的又是什么呢？其合义的一方面就是指“食”与“力”的变化。所以秩序的制定重点在于化解“食”、“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一味的固守不合时宜的东西。想必中国二千多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与后世国人对孔子学说的死守不无关系吧！或许也就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做出将一个民族禁锢在历史某个点上长达二千多年而不思变更来。真不知后世之人是如何学习先人的思想的，还一个个互相吹捧对方为所谓的大儒；或许这也是由于孔子过于强调秩序的一个根源吧。由此可知孔子也是不明易理的。

秩序，所谓的秩序就是规则，是对阴阳的合称。属于阴的有两大方面：一是礼，二是法；属于阳的也有两大方面：一个是乐，一个是师。事实上秩序并不能代表阴阳，因为它只是属于阴的一部分，用秩序去代称阴阳当然有误，但是既然《礼记》将它们并在了一起，我们也就姑且这么叫吧！属于阴的礼与法是用外在的形式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属于阳的乐与师是从内在的方面对人加于约束的。它们的共同作用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文明的风气就在这里诞生出来的。企业主若要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在此方面是可参考一下的。不过要特别强调的是，合理的乐对缓解人们的疲劳，提高工作效率是有好处的，管仲也曾用它救过自己。乐的好处可不必多说了，目前西方人也正在对其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事，还是中国人作的最好，只可惜传到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４、“器”

管理有三器，一曰号令、二曰赏、三曰罚。这是管理要素中唯一一样可由管理者所直接操控的东西，它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人心的向背，千秋的功过都尽在这中。历史上有个人将它说得神乎其神，这就是韩非子。只可惜他与孔子一样，都过于注重这些枝节，最后让人忘了到底要做的是什么。要清楚老子为什么要说“民不谓死，以死何惧？”原因就在于“食”、“力”才是纲，只有抓住了纲领，其余的一切才不至于出错。

５、“体”

所谓“体”就是一体而治，这是兵家所历来的重视。在现代，由于随时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空前的发达，因此这方面的事也就将更加明显的表现在了我们的管理当中。所以如何通过信息手段将人们有效的整合在一起，是时代对管理的要求。它与“货”类似，也都必须十分重视通而勿塞。淤留于途中的信息，只能将管理引入瘫痪。我们如何去确保信息在管理系统中高效安全的疏通，如何防止有害信息对系统的威胁，这是一项古老而又新兴的课题，未来还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去努力。

小结

龙之所以为龙，就在于它能充分吸收各类生灵的长处同时又不忘其蛇的本源，因此它能上天，会入地，尚变化。倘若连龙都忘了它原先是什么，那龙也就不再称之有龙了，它也就不在有那翻云吐雾的本领了。我们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延绵五千年而不断，原因就在于我们文化始终不忘其源于何方，根在何处。然而当历史推演至近代后，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思想受到了太多的束缚，结果换来了百年的耻辱。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它一再用无声的词言告诫我们：“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难道这还不足于警示大家行事不要谨慎吗？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难道这还不足于唤醒每一个中国人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吗？难道一个连属于自己东西都学不好的人，还能指望他能学好别人的东西吗？佛陀说得很好：“未来之佛是光明之佛！”是的，一个无法给予人们于光明的管理者，一个不能向他人指出如何走出困境去实现自身理想的管理者，而只是老依仗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文缛规进行管理的管理者不是即将沉没在历史的遗迹中就是将被其所激起的万里洪涛所淹没在浩瀚的革命声潮中，这是件可悲的事。我们只有顺应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自身，制定出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秩序、准则，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均是以“食”与“力”为核心的。管理，它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只在于“明”与“通”之间，只在于顺应时代的要求。

（附注：昔日，无奈于势利愤而转入自考的我，借希望于自学之机以探索管理之要。时经二年，终无一获。在福大之时，她的出现，换醒了对“源”的思考。在此引导下，我拜读了王兴业老先生的《三坟易探微》。时经一年，思索中，初识了《连山》，于是有了《管理八大本质微论》与《我不喜欢孔孟之道的理由》的试论。随后在对中医中的君、臣、佐、使概念的理解，倍感先前言论的肤浅。于是在竟一年多的阅读及寻根中，框架初形，又经多次思考与修正及寻思先人的理论后，终于有此文的完成。四年的光阴，充实在了自学之中，以至于家境不支下，依然选择继续自学。然而今朝随之多年心愿的完结，早以厌倦考试，却又茫然于对未来的忧心。四年的光阴毕竟不算短，人生没太多的四年，而未来当何去何从，未知与困惑由然而生。于此之时，将四年思索所得发于网上，望对管理有兴趣的人有所帮助，也感谢于她使我领悟到“源”，愿爱与所有人同在。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三日于同济图书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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