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听刘若英的歌《很爱很爱你》，其中一句“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幸福更多的地方飞去”，很有一种不为情所困的清醒者的大气。但是换到另外一种界面，譬如企业界，这种能跳出“战友情、同志情” 的“大气”反倒可遇不可求。相爱就要相守，共同起步创业就要一块战斗到最后，这种因袭传统观念的后果是，爱情旧了，相爱的人累了，当初一块共患难的人，如今彼此提防、相互伤害，直至不欢而散，让世人大摇其头，叹声：“何苦？”
几年前的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的分裂，算是一例。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运筹者柳传志，搭档“不做官、不接待记者、不赴宴会”的倪光南，使联想成功迈入了发展的黄金季节。然而，因为产品决策的“话事权”，二人产生裂痕。而倪光南甚至罗致与街头百姓思维无异的“罪证”，如经济问题，个人生活作风等频频告状，这不仅使柳传志受到干扰，联想的某些战略行为也被迫推延，而倪光南自己，最终也被联想解聘，舆论哗然。这种“三输”局面，自然不是大家所乐见。
长虹的老帅倪润峰与昙花一现的少帅赵勇的戏剧性接力，也可以算作一例。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思维定势的两个人，对于重振衰落中的长虹帝国显然出现了巨大分歧。在倪润峰离开长虹ＣＥＯ宝座的一段日子里，赵勇试图通过调整销售策略走出倪的阴影。但是，赵勇的屁股尚没坐热，执政誓言声犹在耳，倪润峰却卷土重来，演出“复出”一幕。好在当地政府“婆婆”心肠，把赵勇安置到政府中去，使之不必勉强相守下去，避免了更大的伤害产生。
微软与曾是微软“中国诸侯”吴士宏的“分手”一例，本来可以避免相互伤害的可能，但是，也许是《逆风飞扬》着实激怒了微软，听说微软相关人士在面对媒介时，有意对吴士宏曾经的作用“放低”。显然，在微软和吴士宏之间，相互留下美好的回忆注定是不可能了。
但是同样的问题显然并没有难倒那些“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譬如美的何享健，“杯酒释兵权”，轻松解决了创业伙伴的去留问题。又如方太的茅理翔。最初与亲友合办飞翔公司，后来出现产权纠葛，茅没有受困于这种“扯麻纱”局面，而是将问题搁置、冷却，空出精力去创办方太厨具。方太很快红火了，他解决历史问题的底气也更足了。
可见，解决“可共患难，不可共幸福”的问题与人的学识关联不大。为人气度和观念才是主要的。西人类似事件中，微软的创始者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分开了，苹果的创业拍档乔布斯与沃兹也一拍两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位跺脚骂街，或者看着对方的事业更发达而后悔青肠子。
这至少有两点经验值得我们的大小企业家们或经理人尊崇。一、对自己真有自信的人，绝不怕中途分手。孙陶然、范坤芳绝不会觉得自己离开张征宇就没法活，所以，先后“安静地走开”，也能做到“再见亦是朋友”。与此相对，不少企业元老、高层人士赖着不走，担心分家产太少、自己吃亏是个原因，但最主要原因还是怀疑、担忧自己“没有未来”。二、人生的乐趣不只是物质财富可以覆盖。保罗·艾伦觉得自己更应该寻找“漩涡”微软之外的生活乐趣，于是他可以买下一支NBA球队，看着另一个舞台上的“高人”大显身手。当沃兹觉得现代商业的急功近利伤害了自己对技术创新的热情，于是他就选择一种平民生活的隐退。中国企业人士固然没有大额期权或股票在口袋里硬硬地捂着，但是坦白地说，看看那些富了更找不到北、诲淫诲盗的主们，不妨结论：中国人急着致富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迟早要退回到一种“到底想要什么”的反躬自省的状态中来，因为速度的假象，无法填补过程的缺口。
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我们借鉴。人生天地间，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因为做事而获取经验，因为犯错而凝聚智慧。当范蠡因看穿勾践的本质，而选择远避别国，改名陶朱公发家致富时，文仲却听不进“飞鸟尽，良弓藏”的劝告而选择与勾践厮守，结果怎样呢？吴王夫差赐杀伍子胥的剑，终于被勾践递到创业功臣文仲的脖子前。问题的关键是，别人的错总是错在别人身上，只有错在自己身上才觉得“痛”，所以，今人所犯的错误一点也不比无数古人高明、高尚。更可怕的是，即使是自己所犯的错误，重犯或屡屡重犯者也并不鲜见。具体到“可共患难，不可共享福”的问题上，仍可预见：有人要彼此猜忌、争斗、以不流血的方式“流血”、政变，然后胜利者惨笑，失意（败）者抚伤自怜，难道这就是生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