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天，奥巴开始了其第二个任期，并在就职演讲中，阐述了他的政纲，他强调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都拥有相同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奥巴马还认为，伟大的国家必须关心脆弱的人，必须成为贫困者、病患者、被边缘化的人士、异见受害者的希望来源,不仅仅是出于慈善,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和平需要不断推进我们共同信念中的原则:宽容和机遇,人类尊严与正义。这表明奥巴马将在第二任期帮助美国人重新找回平等。 创新和平等一直是美国的两大命门，创新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已经布局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平等的问题了，而平等的问题，关键还是贫富分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巴菲特税”等措施，但客观的说，这些措施并无新意。 其实经过这次危机大家都有个结论是福利社会面临一定的危机，但其实这种危机并非因为福利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且现在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福利由少变多，而削减福利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历史的倒退。 这里我们必须矫正一个概念，你就是即使在北欧福利国家，其福利也是非常少的，其作用也有有限的，我们现在提到西方发达国家，就一致的认为他们是高福利国家，其实这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前些年以为只要是老外就是有钱人那样错误。 现在的福利社会还太虚，不够实在，现在的福利项目还有弊端，需要改正。现在即使是福利社会，其实很多所谓的福利项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社会保障，而不是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更多是直接源于自己的缴费，而且多缴多得，只是国家进行了小部分的平均，而福利是免费获得的。目前的福利社会模式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一、高税收，直接抬高了商品价格，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税收，无论是商品税，或是收入税，其实都差不多，商品税抬高了商品的价格，而 收入税降低了民众的收入，而无论是商品价格被抬高，还是民众收入被减少，都会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被削弱的民众购买力”。而福利社会又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因此福利社会的高税收从本质上是削弱民众购买力的，也就是说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反而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总是说中国商品含税高，其实单独拿商品含税进行比较，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只看商品含税，也要看收入税，其实如果中国减免了商品税，而改成了收入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从构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角度，笔者肯定是希望商品的价格越低越好，但我们不能总是从理想的角度看问题，因为税收还存在征收的问题，因为富人逃税太容易了，美国巴菲特的纳税额还不如他的秘书。收入税的征收难度和复杂度要远远高于商品税，商品税直接面向企业，而收入税要面向个人，面向个人，就需要更多的征收人员和监督人员，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本，但是富人最终都是要消费商品的，因此商品税更公平，谁也逃不掉。 二、看似名目繁多 其实普通人能享受到的很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很少的。首先很多项目属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福利国家有，中国也有，只要去掉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项目，纯粹的社会福利项目并不多。比如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福利制度，如果罗列在纸上，那也需要好几张纸，但这些中国人根本感觉不到，也享受不到，比如中国有低保，中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享受不到，也感觉不到，比如中国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而且这些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少的，但大多数人也是享受不到的。另外中国现在面向农村的各种福利补贴已经非常多了，但是面向城市职工的则严重不足。 很多社会福利名目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伤残人士、失业人士、收入极低者、鳏寡孤独人士、孕妇、特定年龄的儿童等。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正常工作的人群，基本上是享受不到太多的福利的，甚至是没有福利的。比如妇女有孕妇福利，但大部分女人的怀孕期只是很小一段时间。 只要以收入为标准采取的福利措施，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比如美国的食品券制度，即使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年份，也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享受到了这一措施。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即使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再多，也没有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多，而且要少的多，中国很多人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幸福，这当然与物质贫乏也有关系。
三、小项目多，大项目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虽然很多，但都是多在小项目上，真正解决民众实质性难题的 大项目上却极其的吝啬，比如住房是大项目，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住房上，都一致的吝啬，包含北欧国家。比如大学教育是大项目，但是真正做到大学免费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 四、只是保基本，并不能保障生活 福利社会几乎对生活并不起作用，免费教育，但是校服、吃饭等并不免费、住宿也不免费。大学生都已经接近成人，而且大学都要四年，这四年的生活费就是很大的数目，而且生活费比学费的数目并不低，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向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发放全部补贴的，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有过，大学生一入学，就有生活费，上大学基本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措施早就取消了。 医疗也是这样，医疗费很多国家是有保障的，但是医疗期间的误工费、照料费、营养费也都是很大的开支。 另外很多现在各国的所谓福利，也主要是局限于孕妇和儿童，比如发放孕妇补贴，免费为孕妇进行检查，为婴儿发奶粉钱或是提供婴儿车，其实这并非出于“善”或是“维护人权”的角度，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现代发达国家，民众生存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养不起小孩，他们采取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鼓励生育，提高人口而已，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人道目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教五大方面，其实只是从教育方面，我们能享受到少量的国家福利，而在教育又是这几大方面花钱最少的，花钱最大的方面还是前面的“衣食住行”几大方面，而在这几大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普享型的政策。而民众的生存压力主要来源于“衣食住行”，而要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就必须从“衣食住行”入手。而这只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才能做到。 笔者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思想，“新福利社会”是超越现在的福利社会的，新福利社会的基础不是福利社会学，不仅新福利社会不是基于福利经济学，而且任何国家的福利建设从来就没有基于福利经济学过，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是最不成熟的两个学科，福利经济学几乎没有对福利国家建设作出什么贡献，发展经济学也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这两个学科都是没有走出实验室的学问。 新福利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生存经济学，也就是笔者经常提到的低生存成本社会。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从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角度来改善民众的福利，是一种着眼于在不同消费方式之间进行平衡的分配方案。比如笔者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种，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性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这样也就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遭遇的伦理困境，笔者这一理论也日益得到有识之士人的认可。 传统福利社会主要是从“生老病教”等大的方面进行保障的话，而以“生存经济学”为核心的新福利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等细微方面进行民生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