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中国的企业家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大赌才能大赢”。
但对中国企业家们而言，“大赌大赢”真的需要“提醒”吗？“大赌”真的能“大赢”吗？笔者不敢苟同。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27年历史中的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史画卷，在中国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中，谋求“大赌大赢”的企业家为数极多，成功的有，失败的更多。
让我们摁下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一看：
最接近我们的一个活生生和血淋淋的实例是2004年新疆德隆集团这个当年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轰然倒下。德隆出事，虽然起因是媒体的一篇文章，但如果好好看看接下来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出版的图书，故事远没有“无冕之王炮轰德隆”那么简单，媒体只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首先揭开了德隆在中国股市上“大赌大赢”老三股的伤疤。《财经》杂志2004年6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总第110期第30页报道：“据《财经》了解，2000年，德隆内部有过讨论，是否要择机退出。德隆掌门人唐万新做出了现在看来是致命的决断。他相信，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点。在1999年‘5.19’行情以后的狂热气氛中，这一判断被德隆上下接受了。”这一段文字，这“决断”两个字，这“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一个“大赌”，换来的不是“大赢”，而是一代企业家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
在中国改革开放27年的历史中，只有少数成功企业家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成活，成长，成熟，成功。这些被各种媒体所广泛报道和交口称赞的“英雄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历史和企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凭借创业者本人的丰富社会经验，依托企业家个人的丰富社会资源，敏锐地抓住当时的丰富社会需求，全力以赴，大赌大赢，从而“一跃龙门”，成就鲜花掌声，红地毯镁光灯的辉煌。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家这27年的财富故事中，从来不缺、从来多是、从来主导的都是“大赌大赢”的财富神话，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由中国一家家著名企业“大赌大赢”尸骨残骸所垒起的坟茔，遍地都是。
唐万里的赌法是第一种，赌的是股市，第二种赌法，赌的是地方政府。这种赌法的典型代表，是托普。
实事求是地说，早期在四川发展起来的托普，总体上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看得懂”的企业。但自从托普出川后，托普这个企业就让人看不懂了。托普说做手机，可市场上从来没见过；托普说要做软件，打出一年要花上几十万上百万的路牌广告要招几千名工程师，笔者孤陋寡闻，走遍世界发达国家都没见过用路牌广告来招聘员工的；上市公司的公告明明白白告诉全国人民，托普的优质资产和现金流是有限的，但却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和每个地方政府都要了几百上千亩的土地要建“ XX软件园”。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样的做法，已经不近情理。当时笔者一直认为，这是用软件园的名义，行房地产开发之实，虽有不妥，但仍属“打擦边球”和“高超过头的多元化全国战略” ，时间长了，笔者慢慢悟出这种做法背后的实质：托普是在抢占资源和地方政府“开赌”，押宝房地产：我托普是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而且又是公众上市公司，我有信誉，我要到你这个城市来发展，你地方政府如果敢不给我低价土地，你就把我“逼”走了，你不仅失去一次招商引资的机会，而且在政府内还会受到质诘，你给不给我低价土地？你给了我低价地，你帮不帮我“协调”当地银行给我用土地作抵押的贷款？软件园一年两年没开工，你敢不敢把我的土地收回去？这场以十几个地方政府为对象的“大赌”，同样也没有“大赢”，而让托普本身反而成了一个让人联想负面的词汇。
在第一代中国成功企业家流淌的血液里，非常类似我们在美国好莱坞西部片中常见的“西部牛仔”，那样豪放，让男人们向往；那样酷毙了，让女人心仪；那样大胆，让恶人们颤栗；那样果断，让怯懦胆小者一往无前，甚至草率卤莽也成了不拘小节的可爱缺点。当这股热血“怒发冲冠”，开始“大赌”----“跨越式发展”、用X年时间到XX年进入世界500强之时，就是英雄“魂断蓝桥”之际。
在笔者认识的众多企业家中，现在仍有人继续沿着托普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呢。
如果说托普赌的是地方政府的话，创维黄宏生赌的，就是香港特区政府，这是第三种赌法。历史的长镜头拉回现在。
笔者长期关注中国家电业，当然包括创维。无论是从各种媒体上报道的关于创维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战略、高管激励、内容和案例，还是笔者在中央台《对话》节目和黄宏生本人共做嘉宾，创维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是典型的“岭南粤人能干，苦干，巧干，精明地干”。按照这种逻辑，2004年底创维公司被香港廉署查抄，黄宏生本人被拘乃至2005年3月北上参加政协会议都要申请批准，是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大型上市公司，违规犯案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内的上市公司，犯的案子，大多是“低级错误”。典型之一如被《财经》杂志揭露的银广厦：在天津开了个厂，公告有多少多少的出口创汇，但天津海关居然查不到，就连水货手机水货“出口转内销”这样走走形式以获得海关出口凭证的事也不做，说好了是胆大包天，说差了是弱智；典型之二是被一个大学财会教授通过公开的财务报告简单分析就戳穿了把戏的蓝田股份，手法低级到了连自买自卖以“制造”销售收入也忘了做的地步，说好一点是创意新颖，说差一点是连遮羞布都不要；典型之三是出身名门，曾经美誉天下的三九药业，在媒体连续炮轰湖北猴王股份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把股市当提款机的情况下，还敢顶风而上，三九集团公司花着上市公司的钱不还，一直轮到监管部门的机关枪横扫到自己，最后令一代中国企业家人人尊敬的教父级人物赵新先晚节不保，不得不公开道歉，上市公司的群体形象进一步受到股民唾弃：连三九这样出身军队、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特有口碑的中央级企业，都敢明目张胆地违规，中国还有什么上市公司值得我们信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这些国内上市公司的“低级错误”，其手法简单，一目了然，是否属于违规连小孩也一清二楚。
中国大型企业上市违规犯案的第二类是在国外的上市公司，它们犯的大多是“高级错误”：如果不是内部知情人举报，不经过一番缜密详尽的调查，就难以发现。而这主要发生在香港。典型的是周正毅的上海地产股。虽然周正毅违规违法，但坦率地讲，他的很多操作，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的，就是想得到，也是操作不了的，光是媒体后来的揭露性报道，也有很多人看得眼花缭乱，甚至还有人看不懂的。说得好听点，是“精明高超，精心策划”，说的不好听，是“手法隐蔽，老谋深算”，就如同好莱坞大片《rundown》中，那个在飞机上偷走美国财政部亿万美元现钞的大贼一样。整个故事情节，远非笔者这等人能策划出来的。顺便指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特大型企业，凡是在国外上市的，一般如大股东挪用资金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从来不会发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海油这些公司诸如此类负面的报道，但这类企业一在国内上市的，就不一样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也是会犯的，对不对？。
把上面这些话铺垫定，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创维了。照理来说，创维既在香港上市，大股东不能挪用一分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创维应该不会这么做。以笔者的猜测，创维如果有“东窗事发”，最可能的应该属于知识产权类的事件，而不应该是有一、二千万港币的钱用得不明不白。这件事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不能下结论。但如果我们去探讨这种低级错误发生的原因，最让人容易想到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别的项目缺一点点小钱，先到上市公司里借一下，然后马上赚了钱，马上就还，还了钱，就没事了。这里只要一个环节不出事，就一定没事；只要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监管部门不发现就行。它赌的不是别的，而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执法态度。
如果说创维赌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话，那么，2001年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板杨斌，赌的是中央政府。这是第四种赌法。
杨斌的成功史，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型商人的典型代表：。这类型商人，早年在中国大陆从事低附加值的商业活动完成原始积累，然后出国换身份，。有些人换成发达国家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欧和北欧，杨斌的身份就是荷兰人；有些人，如浙江，福建，广东，就换成欠发达国家的。换完身份，再回国投资和进行贸易。这种“出口转内销”型企业家，和早期依靠寒窗苦读，自费留学后留在硅谷和欧、美、日大公司里做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然后在1995年以后陆续因互联网和风险投资而回国的中国商人，有很大不同。“出口转内销”型商人有的更多的是市场眼光而非技术眼光，是商业魄力而不是核心能力，是政府资源而不是客户资源，是非理性发展而不是常规成长。如果看到和看透了这一点，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杨斌要去当北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特首了。杨斌，博弈的是北朝鲜的机会，对赌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战略，真可谓是超级“大赌”，但结果呢？不是“大赢”，而是“大狱”。
不知是巧合，还是因果，就在曾鸣教授的《大赌才能大赢》专栏文章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在媒体上接受访谈和撰写文章鼓励中国企业“大赌”才能“大赢”之际，中国企业家的大赌开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最典型的就是TCL和联想。
在笔者“中国企业分析”系列文章的第四篇《仓促的“全球规模”国际化》一文中（见《经济观察报》2005年2月21日第41版），笔者已经清晰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六种类型，对联想的这种突然间“全球规模”走出去的做法，表达了深深的担忧。这是典型的“大赌”。这不仅是笔者个人的看法，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看法，《财经》杂志在报道联想购并IBM的PC业务这件新闻时，文章的题目就叫《联想豪赌》（见《财经》杂志2004年12月13日第24期总第122期）。
笔者还注意到，东方高圣的董事长陈明健先生在《中国企业家》杂志2005年第1期第21页《联想正在向海外输出什么？》一文中写道：“对于联想来说，这次收购可谓一次破釜沉舟的壮举，成功则能获得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的定价权，失败则彻底失去翻本的机会。尽管前途未卜，尽管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有三星，NEC，宏基这些企业向全球扩张留下的悲壮身影，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笔者不敢苟同之处在于，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前面分明有着其他国际大公司的“向全球扩张留下的悲壮身影”，为什么一定还要选择“一步到位”的全球规模，一跃龙门式的仓促战略实现方式？别国公司悲壮，所以我们中国的联想也一定要走一条悲壮之路吗？同样实现专心做PC的国际化战略，仍然可以稳步渐进。不要相信国际大牌专业服务公司拿出的购并整合分析报告，说一旦购并整合之后，就如何在能力上相互匹配，如何可以和DELL公司竞争。君不见三年前 HP购并康柏之际，同样也有国际大牌专业服务公司拿出同样的分析报告吗？查一查《环球企业家》杂志2005年3月号第88页那篇题为《最后的超级明星CEO》的封面故事，就可以知道了。但HP购并康柏的结果呢？事实证明，恰恰是战略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不敢苟同之处在于，对于联想来说，这次破釜沉舟的壮举，真的能获得中国乃至全球PC产业的定价权吗？依笔者看来，联想在中国PC产业的定价权，不需要购并IBM的PC业务；而联想在全球PC产业的定价权，即使购并了IBM的PC业务，也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一是有DELL这个低成本低技术高效率的全球PC业务老大在，二是IBM的PC业务是连续亏损的，所以，购并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赢利，还谈不上争夺定价权。
第三个不敢苟同之处在于，对于联想，真是“失败则彻底失去翻本的机会”吗？依笔者看来，柳传志的值得学习和叹服之处，就在于这里。如果这次购并真的失败，对于香港上市的联想集团，对于杨元庆，可能失去翻本的机会，但对于联想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联想控股和柳传志本人，由于还有其他三块业务，尤其是还有联想创投和联想投资在握，沉没的最多是一个舰队中的一艘大船，而不是甲午海战中的整个北洋舰队。
即使这么说，笔者还是认为联想这次“大赌”能够“大赢”的概率低于10%，基本上属于10年一次的胜出概率，因为这种操作，已经超过了联想中国高管团队原来轻车熟路的经验范围。老百姓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反思“大赌大赢”：“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
笔者今年春节前几天在深圳和一个著名家电集团的总裁一起喝茶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TCL和联想的大赌，最有可能的收获是，为其他后来进行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所以，不用急，等一等。
在陈明健先生的同一篇文章中还写到：“在联想之前,TCL这样走过，在联想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后继者走出家门远征。”这一点，倒是说对了。当笔者听闻华为有意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上汽收购英国罗孚汽车等中国企业海外购并的消息之时，不禁想对中国的企业家提醒一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企业横扫全球，连美国工业文明的象征之一纽约帝国大厦也毫不客气地收购囊中，美国人甚至高呼“日本来了”，但最后，由于日本国内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日元升值，以及其他体制和管理的问题，日本企业迎来了沉重的九十年代。“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现在，当中国企业开始国际化之际，我们要慎思日本公司的教训。
2005年3月18日，笔者参加河北德龙控股借壳上市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后举行的盛大庆典，那是在北京最高档的商业场所嘉里中心饭店二层大厅里举行的喜庆晚宴。两年前，德龙钢铁的掌舵人丁立国先生在当时钢铁业一片欢腾扩张的喧嚣气氛中，犹豫不决于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通过建新厂扩大规模呢？还是改进产品结构生产高档次板材？当时笔者提醒这位曾经大起大落的企业家：我们办企业是为了什么？赚利润！所以，先要做有高利润的事，上不上规模，是服从于赚不赚钱的，我们不能赌未来。所幸的事，这是一位从善如流的企业家，做出了当时看来逆潮流而动的但现在已被充分证明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不扩张规模，先升级产品。在2004年上半年钢铁企业最为艰难的几个月里，由于高附加值板材生产线的支撑，德龙钢铁逆市而动，成为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最近两年内发生的没有“大赌”反而“大赢”的一个实例。
顺着历史的长镜头往历史的更远处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一直暗藏着大赌的基因。
中国历史上，作为商人的最大赌者，莫过于春秋战国吕不韦。虽然在史学界仍有争议，但吕不韦押宝秦国当人质的皇子，在秦公子危难之时，赠美人于皇子，并出钱出力，最终让秦公子之子成为了名垂青史的秦始皇的故事，仍成为正野两史对吕不韦的最主流描写，而“吕不韦大赌秦始皇”的史实，更由于影视界的艺术化再创作而普及进入当今中国百姓的视野，成为广为流传、饱受争议而又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我们姑且不去争论事实本来的真相到底是如何的，单就吕不韦本人的命运来说，“大赌”最后不是“大赢”，而是死于自己的亲儿子之手。大赌的结果，令人寒栗。
历史的长镜头再次拉回到现在。
在最近的十年中，一个被广为报道的“大赌不赢”的实例，就是长虹倪润峰1998年的“垄断彩管”之豪赌。1998年7月，彩电大王 倪润峰在大祭价格战的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走势，抓住国家打击走私、严把彩管进口许可证的历史机遇，据于“第一押宝”中国的几大彩管供应商是讲信用的，卖给他的彩管，即使货存在他们那里，他不会再卖给长虹的竞争对手；“第二押宝”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是讲信用的，会严把彩管进口配额，因此毅然“大赌”，垄断性全部购空彩管。这是举一家之力，与整个行业为敌的世纪豪赌，一旦成功，国内的其他竞争对手不是倒闭，也将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倪润峰忽视了一点：长虹的竞争对手们，也都是国有控股企业，而且都是各个省市当地的利税就业大户，国家不会为行业老大的垄断利润而坐视其他几家的日落西山。最终，长虹这一轮的豪赌以长虹自己的巨大库存而落下帷幕。真是大赌不大赢啊。
中国企业家的大赌基因，不仅表现在国内的股市上，同样，还走出了国门，表现在海外期货市场上了，目前最为轰动和影响最广泛的，就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巨亏。在笔者“中国企业分析之四”《陈久霖的战略与政略》一文中（见〈经济观察报〉2005年3月7日第48版）已有评论，不再赘述。
历史的长镜头聚焦在“大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的独立的中国企业被“大赌”诱惑，或悲壮死去，或奄奄一息。深入分析探究这些企业的命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国企业文化潜规则基因”：中国的企业家，生来就有“大赌”的遗传基因，中国企业也就长期养成了“大赌”的气质；那些历史上的成活和成功的企业，恰恰是面对“大赌”而保持清醒的企业；在中国当代现实的环境中，“大赌”通常不是“大赢”，而是大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