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能否向企业管理者推荐一些历史书籍？ 答：有一部书不是历史书，但确实很有用处，就是《韩非子》。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韩非子》非常深邃，在我看来，它的地位比尼科洛·马基雅弗利（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的《君主论》重要得多。对于现代人来说，古文不太好懂。但韩非子的古文是最好懂的古文，因为他的文章逻辑很清楚，而且文句通顺。 如果古文程度比较好，我还推荐大家看司马光为《资治通鉴》写的按语“臣光曰”。《资治通鉴》中难免有一些偏颇之处，但是“臣光曰”这部分颇有见解，有些地方非常尖锐，值得一读。 此外，我写的《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组织》也值得一看。 问：你为什么特别推荐《韩非子》呢？ 答：韩非子虽然师从荀子，却提出了许多超越儒家理论的新观点，他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两千年来文官制度的理论基础，而文官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官制度并不仅仅源于儒家，而是“儒表法里”——外面是儒家，里头是法家。纯粹是儒表的话，文官组织不起来，正因为有了韩非子的务实治理，我们的文官制度才能从秦朝的专业文官开始，到汉朝的察举制度和纠察考核，一步步发展起来。
我做学生的时候，美国的学术界正好从结构性的政治学转到功能性的政治学，同时也讲到个人影响力的问题，而韩非子很早就以批判的眼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了。 问：你认为现代企业管理者可以从韩非子的理论借鉴什么呢？ 答：韩非子综合了慎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任何一个好的组织、企业，都应该是这三者的结合。 慎到的最大贡献在于指明了“势”的重要性。打个比方，有一根一寸高的木头在一百丈的悬崖上，悬崖下面的谷底长了棵十丈高的大树。单个比较，那一寸高的木头当然比树矮，但是，从相对位置看，这一寸高的木头现在高于树，所以形势决定了能力。势位高，能力就强，势位低，能力就弱，强弱是相对的。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单讲“势”是不够的，“势”和“能”需要相互配合。另外，“势”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有不同的结论。头等的人才不仅善于借势，更善于造势。 韩非子认为，法和术不能偏废。单单有法，没有执行，法是具文，是空洞的；单单有术，没有法来规定和管制，那就变成权术了。韩非子的结论是，“法”好比房子的结构，“术”则是将房子里各部门联系在一起的流程图，而“势”则是领导者掌握的形势。势、术、法，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造就一个灵活的组织。 问：你能从历史中给我们总结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经验得失吗？ 答：如果把整个中国比做一个大公司，皇帝就好比是所有者（董事长），宰相好比是职业经理人（ＣＥＯ）。中国曾经一度实行双首长制，君权和相权分开。比如汉朝的时候，宫中、府中始终是分开的，权在宫中，能在府中，权能区分。皇帝并不会轻易地用自己的君权去涉足行政事务，他的权力主要表现在如果政府不行时，他可以决定换一个班子。因此，汉代虽然不断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朝廷始终有相当的稳定性，就是因为它能较好地区分君权和相权。作为上级，不应该干预下级的事务，下级做得好可以奖励，做得不好可以处罚。 从唐代以后，相权大大削弱，董事长（皇帝）自己兼任ＣＥＯ，宰相或者大学士只是承担了皇帝秘书的角色。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皇帝昏庸，老百姓的日子就很不好过。把一个组织的前途完全寄托在一个杰出且强势的领导人身上是不行的。以唐玄宗为例，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好的辅佐，比如张九龄、姚崇宋等等都是好的宰相，所以开元时期老百姓生活得很好。到了晚年，他老了，也懒了，任用了一些能力差、私心重的宰相，情况就很糟糕。这和汉朝不一样，汉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朝廷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一个能力强的宰相通常可以对能力差的皇帝起到平衡作用。而到了唐朝以后的单一首长制下，皇帝掌握了绝对权力，一旦皇帝用错人、做错事，朝廷就一筹莫展了。 问：纵观历史，你认为要让一个组织蓬勃兴旺，健康地发展下去，什么是最重要的？ 答：人的因素最重要，而不是谋略。有些人看《三国演义》、看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只是看其中的谋略，这并不是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的方法。谋略也许会在个人的斗争中起到暂时影响胜负的效果，但是谋略不能帮助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结构，使个人因素可以降到最低，组织因素可以提升到最高。权责清楚、选贤与能、因能任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几个原则是对所有组织都行之有效的通则。 历史上的很多时候看上去都已经山穷水尽，但是如果领导者找对方向，调动别人没办法调动的资源，开启全新的视野，往往能够柳暗花明，开拓出崭新的局面。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对他们永远充满感激和佩服，他们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和效法的模范。我盼望我们今天不仅在政府里有这样的人物，在民间、在企业里也能有更多这样的人物，一批又一批，一代传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