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管理:“蔑视制度”的逻辑痼疾



规章制度是典型的“他律”管理,而中国传统管理强调“自律”管理,即通过引导与控制人的私利和欲望,达到组织成员自觉的“自律管理”,成为替代“制度管理”的最高管理原则和目标

  中国传统的商业、企业管理,缺乏对于“组织”常识性的认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缺乏对于“组织”基本的尊重,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蔑视制度”。

“尊重组织”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尊重制度”,因为“制度”是一个正式组织的成熟标志。组织为什么需要“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问题:一群人聚在一起,只有具备了共同遵守的制度,我们才会把它叫做“正式组织”;否则我们把它叫做“一盘散沙”。制度规章越是健全完善,意味着组织本身越是成熟,当然,制度规章并非越多、越细就越好,因为制度规章本身就是成本。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的初始问题就是为组织设计和安排制度规章,它意味着一个正式组织的诞生、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制度规章必须是为组织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而不是只对部分人有效、而对另一部分人毫无约束。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管理,从不缺少组织内部的制度规章——“家有家法、店有店规”,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传统“老字号”的店规,各种规定详尽周全,像中国传统老字号“六必居”的店规,从一个糖蒜的原料是在郊区的什么地方、哪个村、哪几块地,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是三更、还是四更起蒜,都明确无误的写在了店规里。

但是,在管理人的制度上,却少了“规章”,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假如一个员工偷窃了自己店里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置?按照组织制度管理原则,当然是以制度论处赔偿、开除甚至报警,但中国传统管理却不会简单地这么去做:在一个描写中国老字号名店“全聚德”的电视剧里,老板面对偷窃了店里烤鸭的大师傅,并没有采取制度开除的方法,反而是通过事先设置计谋,在大师傅偷窃烤鸭的瞬间突然出现,并且当众宣布大师傅是首先发现了窃贼、并赶跑了窃贼的人。就这样,一个组织的“内贼”,在老板的巧妙设计安排下,反而成了擒贼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管理,它所破坏的是组织的、公正的管理制度,但换来的却是大师傅更加感恩的工作。

仅仅就这个独立的事本身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的聪慧计谋式管理叫好:即警告了大师傅、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同时还赢得了心知肚明的员工的敬佩,可谓“一石三鸟”。

就此事实结果看,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嘲笑和蔑视制度,因为这样做的效率和效果,远比简单的开除好。但是,当这件事被放大到“组织”层面,其危险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假如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烤鸭店,而是发生在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现代企业组织里,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现代企业组织的历程演变,经历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4个阶段:家庭形态、工厂形态、公司形态和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事实上,这个演变的历程,也是从“管理人”到“管理组织”的过程、从随意性“智慧管理”到组织化“制度管理”的过程。当早期的传统商人或老板,带着个马仔四处寻找商机时,是无所谓“制度管理”的,马仔只要忠诚听话就足够了,这时如果给马仔制订一个奖罚制度,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当传统、老板面对的下属是数十人、甚至是上百人,他就必须学会“适当分工”和“授权管理”——“分工、授权”的本身,就是组织制度化管理的产物。

 中国商业管理:“蔑视制度”的逻辑痼疾
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商业的嘲笑和蔑视“制度管理”,是因为在中国商业历史上,一直缺乏大型商业、组织,但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事”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中国传统企业组织管理,却将“制度规章管理”视为了最后无奈的选择,最有效的管理首推“道德秩序管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的对象,并不是“组织”、而是“人”。

从管理“组织”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组织制度管理平台上的平等份子,并不特殊;但从管理“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因而需要因人、因时、因事的区别对待,处理任何事情,都力求情、理、法三者之间的均衡。为了适应个体的特殊性而区别对待,其结果就是以“蔑视制度规章”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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