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规章制度是典型的“他律”管理，而中国传统管理强调“自律”管理，即通过引导与控制人的私利和欲望，达到组织成员自觉的“自律管理”，成为替代“制度管理”的最高管理原则和目标 中国传统的商业、企业管理，缺乏对于“组织”常识性的认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缺乏对于“组织”基本的尊重，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蔑视制度”。“尊重组织”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尊重制度”，因为“制度”是一个正式组织的成熟标志。组织为什么需要“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问题：一群人聚在一起，只有具备了共同遵守的制度，我们才会把它叫做“正式组织”；否则我们把它叫做“一盘散沙”。制度规章越是健全完善，意味着组织本身越是成熟，当然，制度规章并非越多、越细就越好，因为制度规章本身就是成本。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的初始问题就是为组织设计和安排制度规章，它意味着一个正式组织的诞生、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制度规章必须是为组织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而不是只对部分人有效、而对另一部分人毫无约束。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管理，从不缺少组织内部的制度规章——“家有家法、店有店规”，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传统“老字号”的店规，各种规定详尽周全，像中国传统老字号“六必居”的店规，从一个糖蒜的原料是在郊区的什么地方、哪个村、哪几块地，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是三更、还是四更起蒜，都明确无误的写在了店规里。但是，在管理人的制度上，却少了“规章”，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假如一个员工偷窃了自己店里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置？按照组织制度管理原则，当然是以制度论处赔偿、开除甚至报警，但中国传统管理却不会简单地这么去做：在一个描写中国老字号名店“全聚德”的电视剧里，老板面对偷窃了店里烤鸭的大师傅，并没有采取制度开除的方法，反而是通过事先设置计谋，在大师傅偷窃烤鸭的瞬间突然出现，并且当众宣布大师傅是首先发现了窃贼、并赶跑了窃贼的人。就这样，一个组织的“内贼”，在老板的巧妙设计安排下，反而成了擒贼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管理，它所破坏的是组织的、公正的管理制度，但换来的却是大师傅更加感恩的工作。仅仅就这个独立的事本身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的聪慧计谋式管理叫好：即警告了大师傅、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同时还赢得了心知肚明的员工的敬佩，可谓“一石三鸟”。就此事实结果看，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嘲笑和蔑视制度，因为这样做的效率和效果，远比简单的开除好。但是，当这件事被放大到“组织”层面，其危险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假如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烤鸭店，而是发生在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现代企业组织里，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现代企业组织的历程演变，经历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4个阶段：家庭形态、工厂形态、公司形态和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事实上，这个演变的历程，也是从“管理人”到“管理组织”的过程、从随意性“智慧管理”到组织化“制度管理”的过程。当早期的传统商人或老板，带着个马仔四处寻找商机时，是无所谓“制度管理”的，马仔只要忠诚听话就足够了，这时如果给马仔制订一个奖罚制度，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当传统、老板面对的下属是数十人、甚至是上百人，他就必须学会“适当分工”和“授权管理”——“分工、授权”的本身，就是组织制度化管理的产物。
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商业的嘲笑和蔑视“制度管理”，是因为在中国商业历史上，一直缺乏大型商业、组织，但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事”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中国传统企业组织管理，却将“制度规章管理”视为了最后无奈的选择，最有效的管理首推“道德秩序管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的对象，并不是“组织”、而是“人”。从管理“组织”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组织制度管理平台上的平等份子，并不特殊；但从管理“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因而需要因人、因时、因事的区别对待，处理任何事情，都力求情、理、法三者之间的均衡。为了适应个体的特殊性而区别对待，其结果就是以“蔑视制度规章”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