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变革的动力与阻力 变革总是阻力总是大于动力



道不同,不相为谋

北宋的王安石是个政治思想十分活跃的人,富于安邦治国的理想。但因主张变法,触犯了富商大户的利益,从而遭到多方的诋毁与抗拒。

 变革总是阻力总是大于动力

朝中大臣司马光反对新法最起劲了,反复写信谴责,弄得王安石寝食不安;其他人更是群起而攻之,范仲淹的女婿竟指使百姓遮拦宰相的马头诉苦;欧阳修因反对变法,宁愿主动辞官请退;就连苏轼也是反对他的,最后甚至把天灾人祸都想方设法地转嫁到了王安石的头上。

有一天,王安石正在同程颢谈话,他的儿子从内室出来,听他们在谈新法受阻的事,便大声说:“有什么好谈论的!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割下来挂到城门上,新法自然会畅通无阻了。”可见,在变法的8年中,政治斗争极为剧烈,新政并不能有效地执行。

皮皮歪批:任何组织要实现变革,都需要一个能够配合的组织结构。结构的问题,使得不论品德也罢、能力也罢,都变得次要了。不论王安石当时的想法有多好,如果变革本身得不到认同,结局注定会失败。由此可见,没有共同愿景的企业是多么的让人担心。

养兵容易,出兵难

王安石是个穷出身,与官宦大族没有多大交情,因而在变法时期,朝中大臣都叫司马光等人笼络过去了,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加之手下缺少好帮手,所以王安石只能选用意见相同的人。

因为急于推行新政,希望早日出政绩,王安石也就不太管那些投靠他的人,是不是真的和他怀有同样的理想。只要他觉得这个人肯听话,肯接受他的指令,他就招揽来做事。新政的推行是很急切的,但要把长久以来的积习驱除,谈何容易?这些官员又没有学习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很多时候就会只求功效,只看表面上的成绩,而不去管实际的效果如何。

王安石到后来才发现,他的主要助手都是一些品格很差的人,跟随他都不是因为对新政有信心,而是为了有机会得到更高的位置。王安石罢相后,这些人很快落井下石,非常努力地把他打得永远回不了政府。

皮皮歪批:空降兵被欢天喜地请到新公司后发现,原来东家的兵都不太听话,只好自己寻摸一批人来,等到新的总经理接替位置时,又会带一批他的人来,结果两批人谁也不服谁。企业的精力都花在内耗上了,企业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永续经营啊!

组织结构也要节食

宋朝奉行施仁政,不杀大臣,大臣们也很少是犯死罪的。官员们很少被免职,除非是自己告老,每个官员从自己职位退下来后,拿的薪水几乎和从前一样多,有的甚至更多。

宋朝的庙很多,不管是祭祀祖先的庙,还是道教用来为国家祈福的庙,都有一个高官去管理。一个宰相从相位上退下来以后,领的是和宰相一样多的薪水,安排给他的工作,可能就只是去管一个庙而已。所以,宋朝没有真正的新陈代谢制度。

派遣制度是指皇帝或任何一个高官委派某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事,但被派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调走,既没有一定的任期,对职位也没有清晰的界定,业绩无从考核,奖惩也无法分明。缺少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得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机构越来越臃肿。

皮皮歪批:中国的很多家族企业,只要某个人做到了某个职位,企业里就会忽然多出几个‘插队’的亲戚来,这样的企业常常很快就会发起福来,等到哪天做运动时,才发现吃力得很,这时再想减肥,恐怕就要花大力气了。

打破习惯思维,创新利润模式

王安石变法时期,宋朝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很多城市甚至发展为不错的工商城市,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四镇: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朱仙镇。这表明当时宋朝已经出现了农业之外的新经济资源,也就是工商业开始兴起。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很兴盛,湖南、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都生产一些专门外销的贸易瓷;中国生产的钢铁数量不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与世界第二大的意大利比起来要多一大截。之所以生产量那么大,并不只供中国人用,也供外销。

但是,当时的政权还是以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为主,只想到农业上的收入,只想到要从劳役和田赋上去找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没有意识到政府可以为新的工商业提供新的服务,使之成为政府的另一个财政来源。

皮皮歪批:如果眼光只局限在自己有限的项目上,只想在本来的市场上尽量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忽略开拓新产品、新项目的价值,都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崩溃,甚至失败。像四通、燕舞、熊猫那样的企业在国内还少吗?只不过没有他们出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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