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我们的先人还是蛮重情意的,有一次西域回纥国派使者缅伯高前来朝拜大唐,途中他却把最珍贵的贡品白天鹅给弄丢了,无奈朝见时只能以几羽鹅毛和“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的一首诗向皇上交差。没想到唐太宗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重重赏赐了他。“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成语也从此流传下来。
日本人在唐朝时期向汉人学习了好多文明知识,他们至今认为包装比礼物重要,因为包装所代表的虔敬、亲善、不厌其烦与一丝不苟,远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不要说价格了)重要百倍。所以赠礼的程序、礼节、文明性与郑重性在他们眼里远远比给受礼者以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
不过在现实中,现代中国人对物质东西的看重往往远甚于非物质性的那一面。换句话说,在形式与内容的比较中,天平的重心经常自然地偏向了后者。咱们一般认为包装是表面、是现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礼品才是实质、是内容、是目的。实质比现象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
一个法国人说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现象的与程序的东西,到了内核层面,却是一无所有。这种说法不管对不对,至少很合我们的欣赏胃口。君不见为了既不违反清廉规定又畅所欲馋,“四菜一汤”在执行中很快变成了“四盆一汤”,国人有时候可谓相当务实。
再拿空间这种“形式”来说吧。
空间在不同文化里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拉丁美洲的房子一般是围着一个院子建造,虽然靠近行人道,但房屋却是隐在墙后面,显得很闭塞。住在那里的外乡人常常有一种被关在里面的感觉。而在美国,邻居之间的空间距离一般是相当开放的,良好亲近的关系表现在你可以相互借东西,包括食品和饮料,但是你也必须在紧急情况下把邻居送往医院。
在办公场所的布置方面,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美国人会沿着四周的墙分配空间,把中心留作会议之类的公共活动使用,即中心是属于集体的,经常是用桌子或其他东西作为标志,假如连会议桌也没有,开会时大家就把各自的椅子从自己的小桌子移开围成一圈,一个会议就这样完成了。
如果办公室来了新成员,美国人常用的处理方式是重新分配大家拥有的空间。每一个人都会自愿挪出一定的份额,哪怕原先的位置比较惬意或习惯,这说明老员工从第一天起就把“新人”当成了平等的伙伴。法国人迎接新伙计的方式则正好相反,他们并不“重新洗牌”, 见面礼是给人家在一个黑暗角落里摆一张小桌子,别人位置统统不动。这其中的寓意自然不言自明。
企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尽量减小(而不是消灭)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以便使企业利润尽可能最大化,这是企业管理的“内容”。那么它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日常运行的管理模式或管理制度。
一说到具体的规章制度,制订者可能会有网孔太大罩不住人的疑惑,打工者或许要发出紧箍咒附身疼痛难忍的怨言。双方都声称这是形式和手段,而不是内容和目的,真可谓“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著,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如果这样看待管理制度的“形式”功能,未免太不公平了。
以人为例,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就是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形式差别”造就了世界各国之间丰富多彩的民族特性。
依我之见,人的行为习惯不是天生的,职员的工作习惯是通过管理形式(纪律)训练出来的。好的习惯可以使人精神抖擞、意气焕发,坏的习惯则使人松松垮垮、萎靡不振,你能说这样的形式只是一种工具吗?它本身就是管理内涵的一部分!
粗看起来,无拘无束的自由诗最能抒发人的胸臆,然而真正值得咀嚼的诗句往往来自格律诗,德国文豪歌德也作如是观,他的那句“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即是最好的证明。
这句话应用到管理制度上,我想同样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