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说企业管理执行力问题之前，不妨先读一则关于皖南事变的背景分析材料：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却是新四军主要领导的自身失误，这又不能不说到叶项二人的奇特关系。从理论上讲，新四军的军事活动应由军长叶挺负最后责任，其实不然，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他的权力与影响力实际上不在叶挺之下。新四军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队伍是由长征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但高级干部却需由国民政府任命。如此说来，新四军军长显然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首长职位，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叶挺接任不久就发现新四军不是一支可以任他发挥军事才干的部队，以致于任职三年他曾两次出走四次请求辞职。之所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是项英的地位所致。项英既是东南分局书记，又是新四军军委会书记，而叶挺既不是党员，又与这些官兵无渊源关系，所以即便他处在军长高位，说话的分量也不是太重。项英虽然不很专权霸道，但他既是党在新四军内的最高负责人，那么他就不会放弃自已对新四军的领导与影响。在这种别扭关系中，叶项二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挑明各自观点的实质。项英认为，对坚持党的领导方面的意见，是不好对叶挺直说的，唯恐会伤害叶的自尊。而叶挺则觉得让党的代表服从自已、以利于军事统一指挥，他怎么也说不出口。结果就形成一种尴尬局面：项英与叶挺既无多大的个人利害冲突、表面还互相尊重有礼，但却难于在大问题上获得统一，以使政令一致并能坚决执行。如此看来，皖南事变的发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企业管理而言，叶项悲剧的直接启示意义当然是企业不能允许有双指挥中心存在。民营企业管理制度“执行”不力，问题多数发生在中间环节，假如是出在高层，很可能是业主和经理层的配合出现了麻烦。为了提升管理水平，民营企业聘请“外来者”担纲已是越来越普遍，职业经理人是典型意义的知本家，他的长处在于理性思维，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逻辑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时要和企业的背景色发生冲突，而这种情况又绝不是少数。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下，这种冲突很少被激化，双方都能表现出礼貌，许多想说的话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反而使得企业管理经常出现别扭现象，很拖企业管理执行的后退，搞得不好还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经济学家钟朋荣形象地把家族企业制度的优势概括为“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在谈到如何带好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他的妙论是：1、不能不要保姆，但不要把企业当成孤儿院，要办成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家教。2、要把保姆变成父母，也就是说家族企业的老板要舍得给优秀职业经理人股份，让他们变成企业真正的父母。3、让优秀的父母当保姆。
这三个建议听起来很棒，可惜与我们讨论的问题不大能沾上边。企业领导人看来有必要学一学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不喜欢和稀泥，终其一生都喜欢与人争论，他的见解是“人们只会同他的兄弟或者亲密的朋友发生真正的争吵；至于别人，那就太疏远了。”可行的做法也许是，把可能的分歧在执行之前解决（哪怕是搁置也行），然后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总比让管理下属左右为难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