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超过600家的外资研发中心，越来越高的地位和级别，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研发中心
今年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外资设立研发中心的高潮。先是在4月，爱立信CEO思文凯宣布在成都设立一个新的电信研发中心；接着5月，西门子CEO冯必乐博士在上海宣布已经着手在中国北京建立一个西门子最高级别的研发中心；同样在5月，诺基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利拉表示将在北京设立CDMA研发机构，并成立诺基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到了6月份，微软董事长兼首席软件设计师盖茨在他的第9次来华时承诺：微软将提升其在中国研发中心的规格，5年之内，让中国的研发中心与微软在美国和欧洲的研发中心一样高效。
这些大牌公司的动作还不是热潮的全部，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全年将有超过200家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仅目前就有已经超过600家外资研发中心已经落户中国。伴随着这种热潮，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研发中心，但在细细审视这些研发中心以及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管理和创新思维后，证明这种看法目前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借市不借脑
说起研发中心就必须先把概念搞清楚。虽然外资目前在华设立600多家负责研发的部门都统称为研发中心，但实际上，在这600多个研发中心里，无论是等级还是功能都有很大的区别。
在一般的外资研发中心里，研究和开发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职能和规模也相差很大。像早在1995年9月就成立的IBM中国研究中心，这是IBM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家研究中心，其研究方向大多以本地市场为主，开发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大多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如果算上IBM软件开发中心，IBM在华一共有研发人员1500多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从事新技术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从事的还是本地化和项目开发。这一点可以从每年IBM的技术专利中看到，几乎90％以上的技术专利都是出自IBM在美国的研发中心，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连1%都不到。
同样，今年4月5日，松下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研发中心尽管与第一个中心研发的内容不同，但相同点则是：两个研发机构都侧重于应用性研发。身兼两个研发中心总经理的小泽纯雄证实了这种看法。他说，基础性研究机构多设在日本本土。对松下和许许多多跨国公司而言，设立应用性研发机构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可以让产品更贴近市场需要。
这些例子说明在华的研发中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高新技术的科研机构。以往，业界普遍的一个观点认为，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是因为中国的研发人才便宜，研发成本低廉。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是为了借脑，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原因。
从目前世界的科研发展来看，欧、美、日才是真正的科技中心，中国的科研水平没有达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度。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华设立科研中心是不合适的。
其实真正让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直接动因是跨国公司群的“内部竞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比如在规模和增长速度全球第一的中国电讯设备市场上，跨国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价格每年下降12％左右。有业内人士称，现在的价格水平比美国还要低30％。这样，厂商要保持利润，只能提供适应中国需求的产品，所以干脆将研发中心搬到中国，实现科研到生产一体化策略，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全球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从中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中心目的是直接指向中国市场的。这一点同样得到西门子公司的技术总监肖马丁的认可。在西门子的研发体系中，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研发中心主要承担了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为西门子探索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在德国的5个研发中心，则是把这些技术变成现实，支持14个业务集团；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开发，验证这些技术成果的可行性，再反馈给其他的研发中心。“这7个研发中心的级别和重要性是一样的，形成一个闭环的体系”，肖马丁认为，是中国在世界的市场潜力和特点为中国赢得了这样的地位。
可见，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主要目的不是借“脑”（关注科技研究）而是借“市”。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和引进技术，而主要是服务市场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尽管研发中心众多，但是与中国期望成为研发中心还相距甚远。
是福不是祸
对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欢迎的而且是坚决的。据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介绍,中国政府鼓励用市场换技术，鼓励建立研发中心，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要求：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必须有2个以上的研发中心，其中一个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机构。
不过相比国家的态度，国内企业却有着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士认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使国内面临的人才争夺从以往的“背靠背”，变成了更直接的“面对面”，有专家甚至提出要警惕入世后可能出现的“第三次人才外流”。前两次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发生过的两次以国内人才流失到国外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外流；这一次，流失目的地不光是国外。
其实就目前外资研发中心的发展情况来看，上述担心近乎杞人忧天。通过几年的发展，外资研发中心从整体上促进了中方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许多有一定规模的中方企业普遍建立了研究机构，这在10年前是鲜见的；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机构吸引了国内外技术人才的加盟，从而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
据了解，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有独资、委托科研机构开发及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发三种形式。其中后两种对中国本地研发都是有促进的。
众多跨国公司的研究院都构建了开放的环境，注重与中方研究院的交流和合作、分享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李开复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正面意义更大。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二是我们在和国内大学合作，向他们传播新思想；三是我们有很好的培养环境，研究员和博士后需要流动，还有许多学生在这里工作，他们都是要回学校的。“我们在中国每雇佣1个人才，就有可能培养10个人才，并正面影响1000个人才。我们对中国的贡献不可否认”，李开复认为，国内技术人才进入跨国公司研究机构是不能避免的，但这只能说是“流动”，不能说是“流失”。
真正的差距
如果担心人才问题会拉大中外企业在科研上的差距，那么其实是只看到了表象而忽略了实质。曾经有一位在外企工作的研发人员表示：“中国和外国在研发上的真正差距不在资金和技术，而是理念和思维，甚至可以说中国很少有企业有研发战略。”
在西门子，肖马丁从不单独就研发的问题侃侃而谈，而是先要讲述西门子整个的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以及研发活动都是在这个西门子最高的战略下进行的。“脱离了西门子战略创新的体系，任何技术发明都毫无意义”，肖马丁认为这是谈研发的前提。
在西门子，网罗再多的天才或者多么绝妙的创意都必须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中进行，包括在公司内部实施以及后期市场推广也必须这样。其实仔细看看，尽管国内的企业大多设有研发部门，但是却很少有企业具有严密的研发体系。
国内的研发机构基本上只是发明中心，这一点非常突出。一些企业的技术总监或者总工程师基本上都只是一个技术职位，甚至一些企业的做法就是重金请几位专家就宣称自己的研发实力如何如何。
在西门子，尽管负责全球的研发的魏里希博士还是肖马丁博士都是技术出身，但是他们不会主要负责某一个项目。像肖马丁的主要精力就是负责建立整个中国的研发体系，同时确定哪些是可以继续的项目，哪些必须停下来。“作为一个研发的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筛选千千万万的创意，并保证正确的能够变成产品直至市场成功”,肖马丁甚至认为自己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实验室而是市场。
在管理上的差距还是能尽快弥补的，在创新的思维上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差距则更大。对于肖马丁来说，保证自己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是西门子在整个创新管理上的思维体系。在西门子确定发展一个技术要通过展望法和回溯法进行筛选。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可能性，一方面展望未来进行场景设想，“只有当技术符合未来的需求时，这个技术才可能被继续发展下去”，肖马丁认为这是整个西门子研发的灵魂所在，也是西门子未来发展的推动力。
正是基于与跨国公司在研发思想上的差距，我国的企业在广告上的投入才远远大于在研发上的支出。中国工业企业年度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3700多亿元人民币，广告费用支出330.7亿元，研究开发费用支出265.9亿元，研发投入仅是广告支出的八成。相比之下，西门子一家的研发投入就高达51亿欧元，正是对研发和创新本质上理解的差距导致了目前中外企业在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上的差距。
外资在华研发投入超过40亿美元
据商务部外资司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6月，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600家。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欧盟、维尔京群岛、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估计累计投入的研发金额约40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的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俄罗斯、韩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微软、IBM、通用汽车、朗讯、英特尔、杜邦、宝洁、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西门子和松下在内的世界著名跨国巨头。
据了解，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尤以美国公司居多；汽车、化工业是上海8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以上；广东省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基本聚焦IT和电子业。这一分布与三地的发展基础和方向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