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TCL等国内知名企业的改制质疑与批判，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甚至要与他对簿公堂等一系列事件中，让人感觉郎与大陆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话语”确实有些格格不入。尽管民间支持率很高，但 “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 的境况也让他感到遗憾与吃惊 (8月20日《北京晨报》)。虽然后来有经济学者表示“有话要说”，却在奉劝他“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范畴”，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8月21日《上海青年报》)。甚至以“他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为由解释了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8月23日《北京晨报》)。可以看出，大陆的的主流学者仍是大多保持沉默，或有点感觉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即使所谓的回应也是另一种“失语”，因此，在大陆经济学界，郎咸平无疑仍然是孤独的。
也有分析说，经济学家们“装傻”的理论依据：任何改革都需支付社会成本，国企改革同样如此。这个成本就包括在改革过程中国资产的流失。如果国企不改制，它就像会“冰棍”一样融化，同样要流失。既然改与不改都存在流失，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资产宁可流失也不“坐失”，应遵循 “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08月25日 《 燕赵都市报》)。
当然，这种对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原因的解释，确实能说明一部分经济学者的心理，但仍无法说明“集体失语”原因。因为很简单，在正常现实社会中，对某一事件的社会反应与评论肯定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不用说在标榜思想活跃和开放，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了。这一现象确实让人反思，当然，个中原因也并不需要多高深理论来说明，其实也是明白人都清楚的，只不过，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沉闷，今天对这作一简单分析，一家之言，还望各位赐教，但愿有助打破这种沉闷。
首先，最重要的是学术的政治化。国内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管理与考核，本质上还是政府衙门，政府基本控制着学术界的人事权与财权，绝大部分学者只能是政府的打工崽，所谓学术的独立性便可以想象了。这样，政府控制和垄断着“学术”方向，至少是“学术话语权”。现实中的学术界(此处不包括滥竽充数，根本不懂专业知识的所谓学者)自然便形成三类：一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大多不得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为先进文明的代表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什么学者的独立性与社会责任也同样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另一类知道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好空对空地为“学术而学术”，以此消磨自己的时光，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久而久之，社会责任批判精神自然慢慢泯灭了；最后极个别良知未灭的，要么没机会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要么异己的另类声音也会湮灭于同类的漠视与声讨中。
也只有这才能解释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那种以“他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的，显然是典型的第一类，已经发展得很好而且想发展得更好的那种，由于代表上层建筑，自然口气粗，架子也大。而以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范畴”的，暂时可以归于第二类，为学术而学术，而保证学术的独立性，本身也没错，但还得看哪些学术领域，一些纯理论的基础学科是应该这样做，但大多数经济学科，特别牵涉到郎咸平教授所提及的实际案例研究，如果过份强调“学术的边界”(8月23日《外滩画报》)恐怕在推卸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即便说近段将有相关学术活动安排，有关学者将集体回答郎的问题，但好象也是与郎的问题没什么太大直接相关性，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的局面便自然难以打破。
其次，学术界特别是知名学者大多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利益的使然，他们对郎顾之争保持沉默或对立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强，于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去维护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具体来说，在官商学的相互勾结中，直接的利益生产者只有商——企业，尤其是国企。因先天的产权主体虚置和监督的缺位，国企自然便成为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方便和重要的来源。譬如持“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观点的，也许是某企业的高参或独立董事。因为在附和政府而捞取了政治资本与学术资本后，毕竟还要通过和企业领导交朋友才能最终兑现。因此，企业领导利益便与自己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他们反对自己的“衣食父母”显然有悖常理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疑也是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