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司里也要讲政治，你只有忍受并且融入到这种政治体系中，跟随他们一起钻营权术，找对靠山，才可能有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至少在别人眼里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想率性而为，又没有强硬的后台，那么陷入尴尬境地的就会是你 。 我这个人生性散漫，爱好自由。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拿框框架架绑着我。可是说实在的，在这个社会真难。尤其现在的我在航运这个圈子里已经做了十多年，专业水准和关系资源不敢说一等一的，可是到了任何一家航运公司，资格也算是老的了。但是为什么想有点自由还是这么难呢？
从头说起吧。我学的就是国际航运，毕业后去了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型海运公司。那时年轻，一没经验，二没关系，三没能耐，有个好公司，有份不错的工作，工资也稳定，还能求什么。所以有些不痛快的事也就忍了，老老实实地呆着。我还算聪明，工作上的东西学得很快。所以从第一家公司出来的时候，海运这行的什么市场、客服、操作我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很自然，在以后的几家公司，薪水已经和第一家不可同日而语，我把这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生性不愿意受拘束，所以就选最自由的职位来做：市场。我拉单子，提佣金，跟那些做行政财务的都可以少打交道。到政通航运公司以前，我在鸿运航运公司做了两个月，可是有些事情真烦人，我呆得很不舒服：公司分成两派，我很清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道理，所以坚决保持中立，这样谁都不得罪。可是保持中立不可能，反而两边都不讨好，这就意味着两边都找你麻烦。好不容易挨了两个月，实在受不了。临走时，我的顶头上司陈总意味深长说了一句：“小鱼，我们挺看重你的，你怎么就不变通一点呢？”（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站到他们这一边和武总斗。）
政通航运公司是一家跨香港、台湾、美国的无船承运商，而我所处的广州办事处实际上是一家只有20来人的小公司。公司想在华南地区扩展市场，所以在广州组建了销售队伍。而我因为过往的丰富资历，被高薪聘为华南区市场部经理。香港老板在招我的时候就寄予了厚望，希望我能够带一些有经验的部下一起做市场。
进公司的第二周我就发现自己又要面对烦人的公司政治了。公司的老板总共有三个，两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最大的股东是一个台湾人王总，他占的股份最多，其他两个人差不多。三人之间合作业务开展不错，但总是竭力在各个分公司保持自己的实力。他们权力斗争集中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不过黄总主要在台北开展业务，对于很多安排他是鞭长莫及的，所以在广州的公司，主要分成两派：王总的人和叶总的人。
而我因为当初是香港的叶总招进公司的，所以就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人界定为叶总的人。一直希望能够保持中立的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卷入了公司的权力斗争。
我进公司以前，大陆这边没有专门的销售经理。所有业务都由刘经理一人负责。虽然没有任何航运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资历，但在广州他统揽了办公室、文件、客户服务、市场、人事、财务所有的执行权。我的到来显然打破了他的快乐生活。公司将市场执行权和市场部的人事权，都转由我主管。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香港叶总的一步棋。刘经理显然选择了王总作为后台，背靠大树好乘凉。而叶总也需要有自己挑选培养的人在这边，才能放心，而我就是叶总的期望。
刚进公司不久，一位同事就离职了。他是刘经理招来的。做的也只是一些初步的操作，可香港那边就是看着不顺眼。因为日常的运作是香港公司在直接指导，他们就隔三岔五找点小错误，挑点刺，最后那个同事哭着走了。刘经理为此恨恨不平。我看在眼里，虽然觉得有点过分，不过也觉得什么公司都一样。而这只是两派斗争的一种表征。
刘年龄不大，只有28岁，而我已经过35了。总体来说航运这一行最看重的是资历，而资历的积累需要时间，所以刘面对我，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但是刘经理和台湾的林总显然并不看重我的资历优势，相反，刘时时刻刻觉得我是他的威胁。因为他所做的，我都是行家，我能在任何一个岗位取代他。我想他初始那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直至他找到了对付我的方法。
狠抓考勤：
做了这么多年，我有自己做事的习惯，最日常的习惯就是我不打卡。做市场的，每天忙忙碌碌在外面见客户，打卡制度本来就不适合我们，所以我不打。自从我进公司以后，刘变得非常积极地检查公司的考勤。因为这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能够管到我的。（我的工资是由香港公司每次派人过来发给我的，并不像其他员工那样由刘来发。原因很简单：我的工资远远高于刘，公司怕他接受不了。不过一些考勤上的记录会影响到我的收入，虽然数额很小。）我拒绝打卡的做法显然冒犯了刘的权威。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对我说。不过我的直接主管给电话了：“小鱼，你看他都打卡，你也打一下吧。” 打卡在我看来，非常可笑。于是我让下属帮着打，自己依然在外面跑客户，没日没夜的。很快，香港那边又来电话了，“小鱼，你就自己打吧，反映到王总那里，我们也不好做啊。”不用说，刘又汇报了。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就不打。我直截了当地对下属说：“接着给我打！”我到公司两个多月了，也和香港公司谈过我的看法，真正做实业的公司不会要求做市场的人天天为了打卡跑回公司的，可他们也不肯轻易得罪刘。于是打卡就成为我和刘之间的一个结。时不时他就会跳出来管管，于是香港又来电话了。如此周而复始，已经很多次了。但他从来没有过正面和我谈这样的问题，见了我也总是笑。
制造障碍：
为了帮助公司筹建营销队伍，我召集了两个过往的下属来做市场。他们两人跟着我做了三年，航运方面的业务处理能力很强。而刘招进来的员工素质都比较低，一般都是从工厂出来的工人。业务上刘对他们的指导极少，他们碰到了问题也会直接来找我的这两个下属。反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亲近一些。
虽然刘不会直接表现他的不高兴，但是他的心理很显然地作用于日常的工作。那天我的下属小陈要出一份报价单，因为这次的航线平时跑得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并不非常确切地知道一些相关的规定和定价，所以我就找刘，让他帮忙查一查。刘微笑着说，“等一等，我过两天找给你吧。”其实我非常清楚，这些资料就在他手边，要找的话，不需要两分钟，但是他拖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给任何答复。我们也询问过，他总推说好忙没有时间。最后我们打电话回香港问到了。自此以后，能够不找他的，我们尽量不去烦扰他。
管理分歧：
过往的经历练就了我比较独特的做事方式，而这显然和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强调权威和威信，我则相对而言比较随和。我总觉得主管应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这一点表现在日常的管理上，就是我会比较平等地对待下属。一旦交给他们做的事，就很放心放手。但新人总难免做错事的，而如果真的有什么责任，我都会自己扛下来。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吧，他们都很服我管，做事情也很尽心尽力。而刘经理因为资历尚浅，几乎没有什么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能耐。而这也成了我们双方分歧的来源。一次他的一个下属，是个女孩子，犯了个错误，如果依照合同赔偿，金额将高达港币四万多元。事发之后刘在办公室里非常严厉批评她，并且直言这笔款项需要全部由员工自己赔偿。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她，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女孩子躲在洗手间，许久不出来。我实在看不过去，后来就利用自己圈内的关系，将所有的损失转移了。女孩和公司都无需赔偿损失。这件事情可能让刘经理看到了我真正的能耐。以后见到我时，态度就越发热情起来，而我的感觉却是冷飕飕的。最后那个女孩终究还是走了，刘找了她的一个错处。
热衷监视：
公司的业务在大陆刚刚开始，行政文档上的工作本不多，很多客户服务的工作，刘的下属也都做了。现在刘成了整个公司最闲的一个人。除了履行一点常规的工作，记记考勤、发发工资，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坐在电脑前面上上网打打游戏。既然无法为公司做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刘日常主要的工作就集中在保证公司人员队伍的纯洁性。渐渐的，我发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刘的监视之下了。因为是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区，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小隔间，但是玻璃的阻隔一览无遗。于是香港的主管也就开始更多地关注我的工作细节，比如打印资料用纸不够省、比如和同事之间开玩笑没有界限、比如着装太随便、比如对他的下属指导太多……有时一天香港公司要给我打三四个电话，以督促我更好的向着刘的工作风格转变。每天上班，一想到有双眼睛透过玻璃观察我的言谈举止，我就觉得冷。
我很清楚，自己的专业过硬，资历很深，在这家公司继续做下去，我的收入依然会很高，我的业绩依然会很好。但是我最渴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工作，不受无谓的干扰，而刘的做法让我觉得非常不痛快。照我的性子，真想爽爽快快地大吵一架，然后一拍两散，走人。可是我更清楚的是，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公司政治始终存在。即使没有刘，也会有章、李、赵什么的。
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要追求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呢？
原文发表于《创业家》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