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次董事会，就是一次批判的大会。
批判者痛快淋漓，被批判者无地自容、自信顿挫，好几天缓不过劲来，甚至背上长时间的心灵重负。
然而，在新东方，似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包括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事实上，俞敏洪可能是被批判得最多的人，被封为“思过斋”斋主。
2003年年底的一天，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北京新东方学校第二任校长胡敏，心情就像北京寒冬的天气一样阴霾。今天的批判对象将是他。“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他坚信“沉默就是无声的抗拒”。他缩在会议室的角落，任凭人们一声接一声严厉地质问，要求他对2003年集团效益下滑、没有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目标做出解释。胡敏说：“2003年闹非典，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另一句话被他咽了回去：“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只不过没你们预期的那么多罢了。非典这东西，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北京又是重灾区，这种灾难谁又能避免呢？”他没有说出来，他相信，这道理连傻瓜都懂，更何况眼下这群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学府毕业的名牌大学生，甚至在国外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海龟”？而且胡敏也不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他觉得人应该将心比心。
但形势并没有按胡敏做人做事的原则方向来发展。相反，“无声抗拒”被看作了理亏，而变成了群起攻之、痛打落水狗。责问变成责难，责难变成嘲讽，直至最后变成人身攻击。一轮又一轮，一波接一波。胡敏觉得心被人掏了出来，摔在地上，还踏上了一双又一双的脚，不停地践踏、蹂躏。他的心在滴血……
“够了没有？！”胡敏一掌拍在桌上，腾地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咬出几个字：“我辞职，好了吧？”摔门而去。后来那手就肿了。
胡敏因新东方而出彩，新东方因胡敏而骄傲。然而，2004年4月，胡敏辞去新东方职务，离开了这个升华了自己的摇篮。同年9月，胡敏创办了新航道英语培训学校，直接与新东方形成竞争关系，并从新东方带走了50多名自己一手培训出来的骨干教师。
新东方少了一头狮子和狮子领导下的一群猛兽，却多了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竞争者！新东方明星团队的“箍桶绳”——俞敏洪，终于被明星下属们因飞速旋转而产生的强大离心力挣破紧箍咒，新东方高层木桶终于飞出几片，面临分崩离析之险！
一根稻草压死骆驼
然而，胡敏并不是新东方高层出走的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人。紧接着胡敏出走的是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激情联想法”创始人江博。江博随后出任北京巨人学校首席执行官、执行校长，并带走了15名新东方优秀教师。此前，2002年，新东方IT培训创始人周怀军离开，创办北京新科海学校。2003年，新东方主管国际合作的副校长、英语口语测试教学专家杜子华出走，任华诚研修学院院长。此间离开新东方的还有创业元老、“牛人”宋昊，名噪一时的新东方GRE阅读教学元老、曾任新东方董事的杨继等等。
新东方的高层离辞出走似乎是有渊源的。连董事长俞敏洪都曾提出过辞职，并且上演过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王强、徐小平同时提出辞职的独特企业景观。
尽管每一个接受记者采访的出走高层人员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新东方的不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自己又爱又恨的老东家的形象，并力图从个人的志向和发展前途来解释出走的原因，但明眼人还是能一眼看破其中的苦衷。而俞敏洪在每一次高层震荡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会强调：“不会对新东方产生多大的影响和震荡。”
的确，一个人的出走，或许并不足以给新东方——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教育集团产生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当核心高层领导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当高层流失后，新东方新的领导班子越来越局限于俞敏洪的北大同学、朋友、亲属这个小圈子时，这就不再是“个别”、“偶然”事件了，也不是“人才的正常流动”所能解释得了的。往骆驼身上加一根稻草，其负重或许根本不会让骆驼产生任何感觉，但当一根又一根的稻草无限制地加上去，总有一天，骆驼的承受力会达到极限。这时，只需再加最后一根稻草，骆驼就会被压垮、被压死。人们不得不从新东方的基因中去寻找高层流失的根本原因。
那么，新东方文化中高层流失的基因在哪里？
“糖纸理论”埋下祸根
1985年，北大“后进生”、“乡巴佬”俞敏洪留校任教。眼看着徐小平、包凡一、王强等一大帮北大同学、同事陆续出国留学，自己虽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得到了3／4奖学金，却为几千美金所困，俞忙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办托福班，挣点出国留学的学费。不想却被北大英语系以“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为名给处分了。处分决定用大喇叭在北大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播半个月。教师俞敏洪斯文扫地，只好辞职当起了“个体户”。一间平房一张桌，租用别人的招牌开起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员工两人，俞敏洪和他的妻子。当了几年托、刷了几年电线杆广告、开了免费英语讲座，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一不留神就做大了，俞敏洪发财了。
成功了的俞敏洪不满足于夫妻店的小打小闹，他需要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让新东方真正腾飞。怎样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俞敏洪想到了孩提时当上娃娃王的绝招：把大人给的糖送给小朋友们吃，换取小朋友们的支持，自己却保留糖纸。他要把新东方的地盘分成数块，划给手下猛将，让他们每人经营一块自留地，赚钱归己，只需向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即可。
1994年，新东方兼并“理想学校”，擅长口语教学的校长杜子华加盟新东方，开辟了新东方托福听力培训和英语口语测试教学。才华横溢的北大文化部部长徐小平、北大艺术团团长王强是俞敏洪心中永远的明星。1995年，俞敏洪远渡重洋，邀请徐小平、王强加盟新东方。徐小平回国后，俞敏洪撵走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王强辞去年薪近6万美金的工作回到国内，俞敏洪立即将负责财务、行政、后勤的妻子撤出新东方，并将基础英语培训的地盘划到王强脚下。1997年，“睡在上铺的兄弟”包凡一回国，俞敏洪把新东方出版的地盘划给了他。俞敏洪自己则保留了出国考试培训的老阵地。至此，新东方“诸侯割据”式的“分封制”利益格局形成。
诸侯们名义上为新东方副校长，但并不在学校拿工资，各自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挣得多拿得也多，挣得少拿得也少。俞敏洪以不投资、少投资、低成本的方式，迅速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扩张了地盘，占有了中国英语培训市场最大的一块蛋糕；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糖纸——15%的管理费和含金量大大提高的新东方品牌。
“糖纸理论”的激励效应立即显现。新东方进入快速扩张期。1994年，新东方培训学生3558人次，2001年，培训学生达25万人次；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并迅速扩张到全国多座大城市，成为让美国移民当局头痛不已的“出国学生流水生产线”。
然而，俞敏洪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分封制”，为后来的诸侯纷争埋下了祸根。
天才荟萃的病
北大人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特别是北大高才生。他们一开口，必定是纵横捭阖，妙语连珠。他们的演讲、教学，感动、震慑了学生，为新东方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和财富。他们提升了新东方，新东方这个大舞台也让他们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因此他们常常在这里目空一切、傲视群雄，即使俞敏洪也经常被他的天才教师们拿来开涮，以逗乐学生。
有一次，俞敏洪路过一间教室，一位天才教师正手舞足蹈地对几百个学生说：“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学校厕所还差不多。”学生哄堂大笑。俞敏洪尴尬窃喜，悄然闪过。徐小平在上千人的学生集会上演讲，讲到自己留学洗盘子时，说：“一想到老俞在国内也是洗盘子，洗不好，还要挨老婆嘴巴，心里就平衡了。”讲到精彩处，他常会停下来，说：“不好意思，请允许我自我陶醉一下。”宋昊曾对媒体这样说：“说实话，我是天才……我的语言特点那是语自天成……”而号称“耶鲁匕首”的钱永强更是不管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场，绝对不给人面子，他对徐小平说：“小平，你别给我谈什么战略。你讲战略，丢人！”把徐小平气得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北大人好批判，正因为如此，他们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发源地，并掀起了近现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运动。新东方的这帮北大精英把这种批判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过了头。新东方明星璀璨，明星坐大，他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羁绊、束缚尤为敏感。他们看自己重若泰山，视别人轻若鸿毛，看自己是支鲜花，看别人是坨牛屎。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贬损他人。他们思维敏捷，兴之所致，口无遮拦，措词之激烈、说话之阴损，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俞敏洪就经常被这帮天才当面骂得狗血淋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却从来只有梗在心里，很少反击。他认为这帮家伙都是“价值连城的瓷器”，而他则是这些“瓷器”的“保管员”，如果这些“瓷器”摔碎了，自己就狗屁不值了。俞敏洪的宽容宽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的张扬，使他们有恃无恐，少有收敛。在这种主流性格的影响、传染下，新东方逐渐形成了这种无情批判的企业文化。
但是，俞敏洪能容忍，其他的精英就未必能容忍了，特别是那些与俞敏洪没有多少渊源、被视作或自视为“外人”的精英们，如胡敏、江博者。毕竟他们不是“瓷器保管员”，他们不必考虑这些“瓷器”摔碎不摔碎对新东方有没有影响，而且他们本人也是“瓷器”，他们也需要别人精心“保管”。在这种企业文化背景下，他们感觉到“没有话语权、受到压抑、感到很累”。
新东方人经常把“凤凰涅-”、“浴火重生”这样的词挂在嘴边，以示批判对他人、对企业发展的好处。为此，他们常说“踢开大门，批判对方”，以此展示自己的大度。同时，他们要求俞敏洪做蔡元培，兼容并包。
正因为这些理念，他们批判俞敏洪，他们相互批判。这种批判，这种自我革命，让俞敏洪走出了“小农意识”，让新东方一步步向现代化企业迈进，成为新东方一次次突破自身极限、获得长足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但也正是这种批判与好斗，让新东方失去人情味，让新东方成为扼杀人性的角斗场，人人避而远之。新东方不缺乏批判，但缺乏自我批判；新东方不缺乏批评，但缺乏自我批评；新东方缺乏表扬，但决不缺乏自我表扬。这才是天才汇聚的新东方文化！
当友情遭遇利益
俞敏洪没有料到，当新东方大踏步跨越时，他精心设计的“分封制”动摇了，并成为诸侯内战不休的根源。
1999年底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基础英语培训出人意料地急剧上升，计算机培训、教学软件等原来并没有覆盖到的领域令人惊讶地飞速发展。各诸侯之间原本明晰的边界变得模糊、混淆、重叠，诸侯间的力量对比、战略地位发生变化，原本均衡的局面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诸侯胃口的扩大和攀比心态急剧膨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哥们之间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的局面结束了，纷争、矛盾、冲突、攻伐不断出现。新东方原本好批判的文化再加上利益纷争，让批判变得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冲突、企业和个人自我革新的需要，变得不再单纯，变成利益的博弈，变成掩饰个人利益争夺冠冕堂皇的外衣。
1998年，俞敏洪遭遇劫匪入室抢劫，差点送了命，由新东方2号人物徐小平代理董事长。1999年，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创办，王强的势力范围扩大，在新东方的分量加重。而考试培训市场渐趋饱和，未来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基础英语培训。俞敏洪与王强间的个人横向合作已成必然之势，而徐小平的东方之星翻译咨询公司业务止步不前，旧的利益格局正在打破。不久，俞敏洪归位董事长，任命王强为副校长，新东方政治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3号人物王强变为新东方2号，徐小平排名后退屈居第三。一场争夺第一副校长的大战在徐、王之间发生。
大战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中了俞敏洪的“借刀杀人”之计。俞敏洪曾把《三国演义》翻来覆去读了10遍，他们认为俞敏洪按“三国”思维在企业内部搞起了结盟攻伐的权谋，目的是“坐收渔翁之利”。俞敏洪的道德形象受到精英们的质疑，王强哭求俞敏洪“烧掉《三国演义》，哪怕去读《水浒传》，也可以成为宋江”。
2000年初，资本市场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给新东方带来新思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一边是50个亿的巨大诱惑，一边是诸侯边界不清的混乱与矛盾，二者共同将新东方出路指向同一方向：进行股份制改造。2000年5月，新东方启动公司化改造，由包括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在内的11名股东组成“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诸侯们交出了自己的地盘，意图“一统江山”，分享“大概念新东方”带来的巨大远期利益。新东方内部利益格局重新洗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彼此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深刻矛盾。
然而，改造后，他们才知道，新东方陷入了另一个更加让人惶恐不安的矛盾之中：新东方学校和公司虽然在名义上属于私有，但按现行法律规定，学校的性质是私立公有，投资者只有使用支配权，没有所有权。即是说，新东方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人。而且，俞敏洪在新东方有着绝对控股地位，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股东们一下子慌了，他们觉得自己放弃了实实在在、可以摇树生钱的领地，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虚无飘渺的“美好未来”，何况，其中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使这一美好期待可能成空。而且，在股权的分配上，大多数人都不满足，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
“海龟”们更不可能接受俞敏洪的“绝对权力”，他们认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担心俞敏洪不尊重股权，不相信俞敏洪在公司停止不前的情况下能拿学校的钱来分红。由此制定出的制衡俞敏洪的“CEO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俞敏洪参加的这个会议对大多数议题只能是坐而论道，议而不决，并不可行。“CEO联席会议”流产，新东方重组董事会，俞敏洪重掌帅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年8月，俞敏洪收到王强郑重其事的辞职信，历数俞敏洪的过错、新东方的弊端，正式提出辞职、退股、离开新东方。随后，徐小平又递上辞呈，要求辞去董事职务，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俞敏洪对小股东提出的问题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解释后，表示，真诚地希望王强和徐小平能留下来，以维护新东方团队的团结；如果能以他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他愿意辞职。
新东方五人董事会就有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3个人提出辞职。监事会主席包凡一横加一杠子，也提出要辞职。提出辞职的4人均出身北大，徐小平是俞敏洪北大的老师、同事，王强、包凡一是俞敏洪北大的同学。新东方紧急董事会开成了董事辞职会。
直到胡敏这个温和派出来发言，气氛才有所缓和。胡敏既不是俞敏洪的亲属，也不是俞敏洪的北大同学、同事，不属于新东方创业元老，但却凭着扎实的理论和教学功底，凭着学者的稳健很快在新东方脱颖而出，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举步维艰的俞敏洪。俞敏洪将自己股权的11.6%、总股权的6%赠与胡敏，按当时的价格就值600万元。俞敏洪同时使出杀手锏：你们不是对新东方前途没信心吗？你们不是闹着要分钱吗？那好，任何一个股东如果愿意退出新东方，他本人愿意以每股10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而胡敏也称，谁愿意放弃股权，他以每股110万元的价格收购！
最终，当退股真的可以换成真金白银，并退下新东方这条大船时，吵吵嚷嚷的股东们犹豫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呆在新东方这条船上，让俞敏洪这个让他们忐忑不安、心存疑虑的“蹩脚船长”领导，用自己的股权去赌新东方的明天。新东方信任危机暂告一段落，但新东方的吵嚷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停。
有新东方出走高层这样评价：“在新东方，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认可、接纳和宽容，甚至包括俞敏洪本人。这不是某个人造成的，而是一个环境，一种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里，“每个人都在被批判、被边缘化，每个人都在相互边缘化，每个人都在角力，并成为被游戏的对象。”最终，吼得最凶的人没有走，一直对新东方未来看好的胡敏却走了。而且走了的人多没有北大背景。
胡敏告诉记者，作为“外人”，他们不具备俞敏洪北大同学、老乡那样的背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沟通渠道；而俞敏洪与他的这帮同学之间，即使有天大的矛盾，也有着特别的沟通渠道，可以化解矛盾，但作为“外人”的他们就不一样了。
俞敏洪最终不是蔡元培，新东方也没有成为能对各种思潮、各种人物兼容并包的北大。新东方不缺少人才，但在胡敏等人看来，它缺少的恰恰是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