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研究的张羿先生，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兼评姜奇平的〈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以近二万字的篇幅，对我在《互联网周刊》上一篇不到两千字的随笔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令我颇感意外。最初读张羿先生的东西，觉得彼此观点“大同小异”：难得在“后现代”这个大方向上一致，不同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误会；后来从张羿先生的过度反应中，我隐隐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大前提一致下的某种实质性分歧。把张羿先生写的东西从头看到尾，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张羿先生主张中国的后现代化，就是全面西方化；为此，他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虚无态度，甚至主张“抵制‘中国式管理’”。而我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
我想，这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还是东方取向”的第一次思想碰撞，“管理”这个话题只不过是偶然撞上的“战场”。我认为张羿先生的后现代管理主张，存在系统性的误导，有必要向他指出来。
中国商业精神与东西方距离
在接触实质问题之前，先摘开一些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分歧，或者说不是分歧的分歧。主要是一些张羿先生产生了误会的观点。
第一点，张羿先生误解了我对于中国商业精神发展阶段的判断。张羿先生说“像姜奇平先生一样说中国商业精神已经‘领潮后现代’ ，实在还为时过早”，这里的“已经”本身用得就不严谨。张羿先生认为“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这一点我与他看法完全一致，对中国商业精神都只是非系统地举例说明一些可能的元素；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这个标题中，我所说的“领潮”这个判断，字面上并不涉及中国商业精神“已经”形成或“还未”形成，我的实际意思是“中国商业精神有待总结，一旦形成将领潮后现代”，是想通过对领先者的观察，预言未来。这种将来时语气，在文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如文章的第一句话用的就是将来时态：“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到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我在文中并没有省略“将来时”。
第二点，张羿先生误会了我对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他说：“按照姜奇平先生的逻辑，面对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中国学者应该置之不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西方人自然会总结好。而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去总结那些‘独一无二’的成功秘诀与所谓的‘商业精神’”。 我认为后现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张先生把这个说法理解成了单纯的肯定或单纯的否定，即对中国传统不加批判全盘照收，对西方管理，不加肯定全盘否定。事实上，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对中国传统管理，我的观点是：“‘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它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中国人不可能光靠农业社会的传统，就跑到世界上去托大”，“中国的关系，必须去掉自然血缘色彩，改造为公共关系，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这些观点已经指明了，在后现代中吸收的中国传统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农业社会的传统，“螺旋式上升”就是说这个传统要否定两次，既要经过工业社会的批判性改造，还要经过信息社会的再造。互联网上的公共关系也是关系，但它并不是张先生所认为的“裙带关系”或“为本来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保障”，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存在农业社会那些落后面了。
其实，在上述这两个方面，对问题本身的看法，我与张羿先生没有太多实质性分歧。
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
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而这种相反的看法，更深的根源还在于对后现代本身的深层认识上的不同。
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
我认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
从张羿先生以往的后现代管理著述看，他对二元论、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看法，都是表层化的。例如，他把劳资二元对立也当作二元论问题，认为人本主义完全与后现代对立，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后现代的精髓，就陷入到一些有特定背景的观点中去了。对后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解基本偏离了正轨，这直接影响到了张羿先生对后现代问题的把握。相应的，在他表述的后现代管理理念中，对企业、组织、产权、知识四个方面的理解，如果以真正的后现代观点看，也存在一些误导。我以为，准确地定位张羿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后工业而非后现代。他的现象描述部分，比较接近后现代；但在理论概括方面，基本上是工业化思想向后工业阶段的延伸，仍带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有时间，我可以一一指出。
如果真正理解后现代，就会注意到东方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东方”这个代用符号，在逻辑上，常用来指代前现代现象（中国传统可以归为“东方”这个范畴）；而后现代现象，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东方性，例如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张羿先生承认要从现代性二元论，转向后现代一元论，但却不认同东方一元论，这是他深层思想的一个特点。原因在于，张先生不接受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因此，他认为那个曾构成现代性对立面的前现代性，不会转而在后现代中具有对前面现代性的再一次否定，因此也无法获得人们有选择的肯定。这是他否定中国传统的深层根源。但是显然，后工业与后现代不是一回事，后工业可以不经过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直接从工业社会向后延伸；而后现代则是对工业化的彻底扬弃，是全球化东西方融合的现代化。
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极为肤浅的。后现代学者研究的孔子对于生活世界的实学理解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解是相通的，它与权威主义并不相关。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与权威主义不沾边的东方管理传统有许多，张羿先生在尚未全面把握东方精神实质以及尚未与后现代性进行沟通比较的情况下，就将后现代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这个立论恐怕还缺乏严密性。
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在后现代根本问题上的认识缺陷，与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偏见结合起来，就导致了他将东方性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立场，从而造成他主张将后现代引向全面西化的误导。
一般来说，理论上接受后现代的人，对东方性容易产生亲近感，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普利高津等；理论上越接受现代性的人，对东方性越容易产生反感。张羿先生却相反，主张后现代，却排斥中国传统。我对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态度是，否定不符合现代性的一半（否定自然性、非社会性），肯定符合后现代性的一半（天人合一，人人同一）。张羿先生把我肯定一半的态度，误解为“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误解为了全盘肯定。这或许跟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全盘否定有关系。不过，不说别的，就从后现代的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的立场来看，这一态度是不符合后现代标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张羿先生的潜意识中，残存的现代性意识在作祟。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工业化为主题的社会变迁中，要以现代性意识驱除前现代意识为主，后现代化或者说信息化，只是起带动作用的因素；但我觉得，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继承农业社会留下来的那些与学习型社会、循环经济、以人为本可以兼容的东西，否则中国就会给这个世界帮忙过头反而添乱。
我特别注意到，在张羿先生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主要参考文献的100%属于西方体系思想（其中80%汉译；20%是转述），几乎没有与东方传统有关的书。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知识结构，无法真正地将东西方结合，因此难免会偏向一边，我们还是要兼收并蓄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总的来看，提后现代还是后工业，步子快点还是慢点，方向都是正确的，问题不大；但提“抵制‘中国式管理’”的口号，我认为似乎有欠考虑。
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提出的一个毛病，那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不过张先生所批评的这个观点——“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而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仍然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