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年伊始，信息不对称的信用背景在中关村撕开了裂缝：在政府各部门登记的企业信息资源，可以被指定的评信机构共享。这无疑为它们的信用业务打开了天窗。
2001年底，在一年一度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优秀企业家的评选活动中，评委会对参评者又多加了一个要求：必须提供由信用评介机构出具的本企业的资信记录。这不仅让参加活动的60多家企业着实忙活了好一阵，而且，被指定的4家评信机构也不得不加一回班。
北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其中的一家，承担了16家企业的信用评估。该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两家信用评估机构之一，并于2000年与国际著名信用评估机构穆迪（Moody's）全面合作。大公资信评估公司市场部总经理金永授还没有脱去一脸的疲惫，他说：“主办方只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5个人起早贪黑，收集企业相关资料，做出相关的报告。”
这一次的评估费用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支出，所以评信机构的利润不会很大。但金永授还是掩饰不住兴奋：“这样的活动，开始要求企业提供信用评级，表明政府正在需求方面拉动这个市场。”政府不仅在需求方面要拉动市场，而且也正在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方面谋篇布局。评选优秀企业家要求资信记录，正是中关村在尝试的一种企业信用评估体系的衍生品。
共享资源
中关村信用体系创新的最大贡献，是把政府所掌握的企业资源透明化。“以前这些企业的资料被各个部门分别掌控，如工商、税务、海关、司法和统计等。这部分信息基本上不对社会开放。”金永授说，正是因为如此，信用体系所依赖的信息传导、透明和开放，就被堵塞了。
2001年12月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制度试点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北京市市长刘淇亲自主持该项工作，力求打通政府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为新体系的实施开路。
在新的信用服务体系中，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新成立的信用信息服务中心是核心环节。该机构负责定期采集、整合有关部门掌握的企业信息资料，并把这些企业资料有偿提供给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主要分为两大类：自动公开资料和企业授权可公开资料。
该服务中心采用淘汰制，从社会上选择具有良好从业经历的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为委托企业提供信用评估和信用调查。目前信用服务中介机构选了4家，大公国际和联合资信为信用评级公司；新华信和华夏国际为信用调查公司。
信用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看上去简单，但却是信用评估的基础。即使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环境中，信用评估的资料来源也必须是从正当渠道获得的公开资料。“信用服务中心将这些资料打包卖给我们，实际上很便宜。”金永授说。拥有这些资料，实际上减少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给后期的技术分析留有足够的时间，这样，信用评估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新华信总裁赵民还发现：“不同部门提供同一企业的信息有时候会不一致，我们可以深入分析，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核心问题所在。”
2001年12月1日，中关村信用服务中心开始向大公提供打包的企业资料。但是，质量都不太高，以至于大公曾打算退回这些资料。经过不断的协调和交涉，资料的质量也在逐步提高。目前，政府相关机构正在积极地建立数据中心，筛选和过滤有价值的企业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信用服务中心。赵民称：“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使资料发挥更大的价值。”
无论是企业委托信用服务中介机构评估自己的信用等级，还是调查相关业务公司的信用状况，这些资料都会发挥相应的作用。金永授说：“有了这种机制，银广厦就不会那么容易造假，因为银广厦在海关的资料我们能够经常查阅到。”此前，大公也曾经到海关去索取过资料，海关要价很高。赵民深有感触地说：“在调查中，公司的诉讼最能说明问题。全国有很多家法院，每天处理上万件的经济诉讼，我们不可能每一项都去跟踪。有了这个体系，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被调查公司的诉讼记录。”
花钱买资料的信用服务中介，自然不满足于目前所能得到的资料。金永授强调：“这些资料还很初级。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得到更有价值的资料。”所谓更有价值的资料就是企业的财务资料和银行的存贷记录。现在，从各个部门获得的资料，可以推算出企业的部分财务指标；而完整的财务指标需要从企业获得，并且必须得到企业的允许才能采用，这也是国际惯例。
获取银行的存贷和还款记录，难度稍微小一些。金永授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中关村信用体系的筹备，他说：“中关村正在与银行协调，不久之后这方面会有实质性的突破。”银行系统内有一套体系，有过存贷关系的企业在这一体系中都有代码，银行系统内部可以查询企业在所有银行的存贷记录。金永授所谓的突破，就是他们也可能拥有这种查询企业存贷记录的权利。
前进一小步
推进新信用体系的建设，中关村无疑是希望所有的企业从中受益。每一家企业都有资信，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就会得到体现，中关村整体的经济素质也会得到加强。
政府希望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所以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进行需求拉动。金永授分析：“北京市鼓励企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很快就会与企业的信用等级挂钩。企业信用等级不达标，就会和很多优惠政策失之交臂。”本文开头描述的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就已经首开先河。
贷款是否也需要企业提供相应的资信证明，目前正在进一步协调中。如果企业的资信好，担保公司就可能会无条件提供担保，银行也会提供更诱人的贷款额度。“如果这项政策得以实行，对目前企业评信市场的拉动将是一个质变。”金永授激动地说。
从事信用调查起家的新华信，目前在信用业务方面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资企业客户。实际上，恰恰是外资企业客户的需求才使这个行业兴起。赵民一语中的：“在政府重视之前，我们已经寂寞孤独地走了5年。”同样，随着企业债券市场的叫停，大公也一直过着“苦日子”，他们也在期盼着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企业信用平台就会出现。在甘肃，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正在组建，将有10多万家企业的信息和信用评价出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家企业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查阅自己或相关企业的信息。“筹建这样一个平台至少要耗资几千万元，而且维护费用也很高。”刚刚给甘肃的相关人员讲完课的金永授，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完全靠政府来做这件事，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很难避免寻租行为。”
相比之下，中关村前进的步伐倒显得稳重许多。在政府的主导下，由社会机构来运作，淘汰机制又让这些民间机构随时都有紧迫感。而且，据有关人士预测，随着相关评信业务的开展，企业信用资料的积累会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中关村的企业信用平台也会水到渠成。这一信用平台很可能由社会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发起成立。平台上不仅包括企业的基本资料，更主要的是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资信评级和评价。如果企业想进入这个平台，就必须进行资信评级。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在这个平台上，评估机构的市场将最终被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