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荣平简介，现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政府顾问，《世界华商经济年鉴》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PECC工商委员会执行委员，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理事。 牛文文简介，《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财经观察家，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组委会执行主任，著有《领袖的资格》等书。
1966年生，陕西神木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1991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经济学硕士。
主持人 ： 目前来说，这两年中国企业出去海外发展与前几年比不是一个量级了，一个典型的事件是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部门，中兴华为出击海外的市场也是获得成功。其他的也有很多案例，包括TCL与阿尔卡特的合资等等，现在想问嘉宾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牛文文 ：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话题，即中国企业该不该走出去，或者说走出去的风险有多大。这个话题不是从现在开始，大概从1999年到2000年的样子，张瑞敏到美国去，我们做过一些报道，叫《给张瑞敏提一个醒》，大家看到这个文章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细节。所以，这个话题应该是从1999年开始问张瑞敏，到2002年问李东升，今年的时候问柳传志，问他们中国企业该不该出去，出去我们有没有风险。
我是这么看一个问题，实际上现在问这个问题有点滞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从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TCL收购阿尔卡特这样的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的事件。在此之前也有这样的案例，中国的企业成为一个国际的企业或者到海外去经营，这个浪潮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世界商业史上来看，英国不用说了，大概二三百年前，他们是全球拓展，公司做到我们家门口；紧接着德国跟着走，我们知道很多的德国产品，后来轮到了美国，美国大概100多年的历史，现在500强都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大概60、70年前到日本，40年前是韩国，现在该我们了，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的时机正好是全球制造基地，或者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随之制造业中心的转移转过来的时机。我刚才举了这么多国家，它们都有一个为全世界制造工业产品的特点。每当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经济体到了这个时候，就到了为全世界制造产品的时候，就向全世界购买，就需要全世界的资金，必然去全世界拓展，这个是伴随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和制造中心的转移而产生的。这是产业大转移的趋势，没办法说该不该出去，或者说是不是时候。
日本的发展从60年代开始，走出去差不多是 70、8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20年后，日本公司开始到海外卖车和打广告，做各种各样的拓展，韩国也差不多，从90年代前半期，也是差不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2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势头。我们算起来也是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20年后左右，有了20年左右的积累，我感觉中国正经历全球制造中心的转移，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好是这个时候。只不过有点猛，所以海外媒体有很多疑问，认为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80年代末的覆辙，会不会重蹈到海外去收购，像日本收购一些地产都是不良资产。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疑问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海外收购比较猛一点，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为什么说现在必须走出去，是跟中国的金融形势有关系，即人民币作为一个强势货币。人民币作为一个本来是一个弱势货币，经历20年的发展已经是全世界都认为是要升值的货币，当一个货币没有成为世界货币就被认为已经是世界货币的时候，当这个货币被它的贸易伙伴认为该升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就会不得不到海外收购和发展。日本1987年广场协议之后，他没有办法，按协议他到海外去购买资产是比较好的，出口产品是比较难的，所以，伴随着日本产业的分工，日本把国内的布局放到国外去，用海外美元资产购买海外的制造企业和制造基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
我觉得今天隐隐约约中国也有这么一个趋势，我们的货币这种升值的压力，已经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用企业海外并购的方式来消化这个压力，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无论从全球转移，从中国制造业20年的成熟，从整个全球的货币业来说，这个时候恰好，如果这个时候不走就有点晚，就像十月怀胎一样，7个月生就早了，12个不生就胎死腹中了，我是这么想的。
康荣平 ： 牛主编说的很好，我做一点补充，有一些东西就不重复了。
我想讲的是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运气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看，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了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几乎是跟这个全球化差不多同步。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我们假设以2000年作为一个分界线，那么上个世纪或者是2000年以前，19世纪、20世纪，在那个时候，跨国公司它是企业的特殊形式；经济全球化到来以后，在我们现在的21世纪，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企业的一般形式。我可能说的用了一些理论的词，就是说在20世纪以前，国内企业是企业的一般形式，那时候跨国公司只是特殊形式，因为它的数量很少。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将成为企业的一般形式，就是说可能最开始是大企业，他们就普遍要跨国化，接着是中等的企业，那么再往后发展，连小企业都要国际化。而且，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让跨国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很小的企业都可以成为跨国企业。我等于是在一个理论方面补充一下，因为刚才牛主编把中国这一段整个国内外的形势都讲了。
另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等于是闭关自守，所以它是从1979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开始提到中国企业也要到海外去发展，那么从那个时候中国企业这种跨国化发展才开始。那么我把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我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95年；我把它叫做转折型起步。为什么给它起了这么一个绕嘴的名字呢？我研究了那个时期的很多企业的跨国化发展，我发现它跟其他国家的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转折”两个字。比如说美国正常的市场经济下的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内的市场比较饱和了，自然而然就要出去。但是中国的企业在1949年到1979年这个期间，你发展得多大，你也不许出去。所以当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就好像这个小孩本来是三岁就可以走步了，长到6岁才让你走，那么6岁的小孩学走步，和3岁的小孩学走步绝对不会一样的，所以我叫它转折，它的行为是有区别的。
1996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我叫它常规发展，我前面说了，因为改革开放兴起了一批企业，它们自然而然发展到那个时期，已经开始海外投资，我查了一下，那批家电企业基本上都是1996年开始，最早的是小天鹅是1995年，海尔、海信一大批都是1996年开始国际化；包括华为也是1996年第一次到香港去拿项目。正好这批企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但是他们海外投资是1996年开始的，我把1996年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常规发展。
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划为去年，我把2004年叫做加速发展，为什么用“加速”这个词呢？其实在中国加入WTO以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基本上都是新建企业，不管是合资还是独资，都是新建，那么并购和新建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并购是生产产品快，进入市场快，但是比较复杂，它对企业的跨国经营的能力要求比较高。但是加入WTO以后，对整个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压力就一下子上来了，所以你看2001年是华立收购飞利浦的CDMA，一个一个的，而且你从行业上看，也是技术密集程度开始提高，不管是TCL的手机，京东方收购韩国的液晶什么，包括到联想的PC。2004年确实统计一下，我把数据大概查了一下，200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下子上升了。而且我查了一下中国新闻社评的2004年的中国经济十大新闻，其中第八条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把它评为十大经济新闻，我想2004年应该作为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就是加速发展。
我讲这几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确实像刚才牛主编进的，该不该出去，合不合适，你们听了这三个阶段以后，自己会有答案的。
主持人 ： 康教授您在以前提出过“要么跨国化，要么消亡，这就是中国大型企业的前景”。现在据说你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又不叫好，为什么呢？
康荣平 ： 联想并购以后，采访我的非常多，我是属于笔头很慢的人，让我写，我说写不出来，那就采访，采访后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说干脆写吧，最后写了一点。其中我就点到一条，这些企业没有吸取中国的先行者的经验，我查了一下中国工业企业的海外并购，第一个吃螃蟹的是首钢，1987年还是1988年，我记得不太准确了，他第一个收购是美国的麦斯塔公司这个老牌的工程设计公司的70%的股份。到1990年是收购秘鲁铁矿，这两个收购是属于准备不够充分，有点仓促。像国际化经营的人才没有，并购了以后，现派人出去，现招聘的翻译，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有这个问题好像还有情可原，十几年以后，有些企业还是仓促上阵，准确不足，为什么我对他们评价不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联想的国际化或者说海外发展，我曾经在1996年写过一本书当中，曾经给它很高的评价，联想本来这块发展很好，但是非常可惜，后来国内有了机会国际市场就干脆不管了，萎缩了。结果国内当市场率降低以后又搞一个多元化战略，多元化战略转型失败又重新把海外战略捡起来，我前面讲了，并购它的优点是快，但同时牛主编也强调了，难度是比新建难度要大得多。按学术界对并购的研究的话，一般情况下国内的并购的成功率是50%。海外并购成功率要低于国内并购。蛇吞象似的并购，我认为它的成功率也就在百分之几，现在有人用九死一生来形容，我说那你可能都说大了，九死一生那还10%呢。当然成功是有标准的，这在学术界都有标准的，你的投资回报率，你的股市指标都是有标准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不成功。按这种指标来说的话，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但它这个并购肯定会获得收获，不会一点收获没有，这是我对它评价不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我想借这个机会呼吁国内的企业，不要搞蛇吞象，千万不要去做蛇吞象。
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新浪谈企业国际化
主持人 ： 牛主编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牛文文 ： 我刚才听了康教授讲，还是非常有启发。
我们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和海外并购也有个认识过程，我刚才说过了199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海尔在美国建厂的艰难，我当时做了一个报告叫《给张瑞敏提一个醒》，当时主要是制造业冰箱这样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在美国那样的地方去建厂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主要是考虑退出的成本很高，在国内并购海尔没有什么代价，只要把就业搞好了就行。在美国，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美国的关闭一个厂的成本比建一个厂的成本还要大，而且美国的工会也是比较强的，当时也考虑了这个因素。
这些年来我本人和我们杂志一直以来对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海外经营抱亦喜亦忧的态度。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估，把这些排头的大企业和领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按相对国际的标准评估了一下，当时感觉即便是排在很强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是很强。它们在本土已经打败很多企业了，应该在国外也一些胜算，但是在国外的市场往往是水土不服的。
我们这一轮的海外并购主要是家电企业，他们对跨国公司的竞争有一些经验和一些成功的例子，所以走的比较快一些，但是这是一个忧。联想这件事情和TCL这件事情，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报道和访谈的，我们当时就说中国老板你准备好了吗？什么意思？中国的企业在国内是一个世界工厂，基本上跨国资本来投资，跨国的技术，然后中国生产，全球销售，那么中国假设是中国大工厂，中国的企业领袖和企业家好比是一个跨国工厂的厂长或者是车间主任，你适应这个角色是游刃有余的。对厂长和车间主任来讲，稳固的供应量是充足的，但是你要做其他企业的老板，从中国的主任到了一个老板，当你做全球其他企业老板的时候，身份马上就变了，过去是适应合资文化，现在是适应这个华尔街规则，适应股东回报最大这么一个角色，适应工会规则和做老板的要求。
我们仔细想想做老板和做打工的厂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越，你要为全世界做老板的话，你必须有这么几点。我认为，第一你对于一家跨国公司或者是全球公司所拥有的企业的理念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跨国公司到了中国以后，讲很多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大家看着它假惺惺的，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当你到其他的地方当老板的时候，第一要有回报，你要做有责任感的公司。这就是TCL今天在法国碰到的问题。你做老板，必须适应跨国公司多少年来形成的治理结构和老板文化，不能随便裁员，要有一季一报的财务报告，要透明，要对本土社会有回报。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这种在本土20年形成的企业观念就一点也不适应了。比如说我们在本土形成的“蝗虫哲学”，即做制造型工厂，大批量，大倾销这是必然的，一拿到国际社会一点也不行的。中国企业在本土来说，总得来说是希望政府给多的支持，希望税少交一点，在这方面，应该说政府关系方面，中国企业多少年来都有一些桌面下的东西，这些就在海外是一点也行不通的。你既不可能谋取任何台面下的利益，也不可能在税收和其他方面做任何的侥幸。这就是中航油在新加坡碰到的问题，他以为按照国内的做事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新加坡的做事原则就犯了法的。他亏损了在国内可能也说没有亏损这么大，可以用报表来处理，监管部门和政府都不知道，但是在新加坡这么做和那么做就是罪和非罪的问题，不是亏和盈的问题。
中国企业往外走一喜一忧，喜在没有办法，这是历史的进步，后面总比前面要聪明一些，一波一波方式在演进，我觉得越对后面的人越有信心。但是忧的是，的确中国20年的发展，无论资本积累，无论是企业治理观念，无论是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做全球老板。今天杨元庆先生做新联想的董事长，要领导几万人的美国团队，我听说他们做过一个调研，在IBM的员工中间，在管理层中间做过调研，大家对这个老板会怎么对待他们还是有一些疑虑的。我也知道当时韩国针对中国的两家企业要收购的时候，做出很强烈的抵抗，他的抵抗不是工会，主要是觉得中国企业你有技术吗？你如果没有技术就是想把我的技术拿到中国生产。
上汽收购罗孚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就出了这么一个消息，出了一个漫画，一辆罗孚汽车打了上汽的标，抛锚了，一个带着中国帽子的农民在拉，他们就说上汽在生产罗孚车的时候弄一个可以拉的地方。英国本土的商业界的老百姓不怎么相信一家中国的企业能够打造这么顶尖百年老品牌的车，他对你这个车能不能够正常的开走表示怀疑。曾经好莱坞有一个电影很有意思，一个东方面孔的一个人，他既成了钢铁的老板，又成了身边最漂亮女孩子的崇拜对象，导致极端的对立和矛盾，那个电影非常好看的，我想这一幕中国还没有碰到，我们只是商业成败，我想再过三五年这样的就多了，大家要考虑相信不相信中国商业文化能成为领导全球企业的一种主流文化，这个不是你的钱够不够了，是你的文化够不够了，相信不相信中国人能够领导，相信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理解现代商业和现代的工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曾经写过文章质疑张瑞敏该不该走出去，但是他在会上反击我，说有人问我走出去的风险有多大，我要反问一句，不出去的风险有多大。这个话是谁也回答不了的，走出去是必然的，但是风险也是必然的，我们只是希望中国的企业后面比前面要聪明一些，而且前面我们有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先例，走出去又回来了，收购又吐出去了，好像是日本收购哪个大厦，1元卖出，如果人家不接那个不动产，你要不断的维护，这个成本足够拖垮企业。就联想这个事我也同样写过一篇文章《到全世界去扭亏》，说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了多少亏损企业，这个亏损额他们一亏都是欧元和美元，都是亿，只要轻轻一算，就会把企业一年的利润全部吃掉。你收购了这些企业假设的前提是在一两年以内扭亏，如果你在一两年之内不能扭亏，中国本土公司在本土市场赚取的利润和在本土市场上融的资本是完全不能承担这个亏损的。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这些企业家对亏损很轻视，这些企业很多年没有亏损，很多年以前他们吞亏损企业是很轻松的，海尔吃一个好一个，TCL也一样，他们对于亏损是不害怕的。我觉得吞本土的亏损企业和兼并全球的亏损企业是不一样的，后者这个亏损是，即便在你扭不了亏的情况下也不能关闭，你要关闭很困难，你也卖不了。IBM的PC部门卖了很多年没有卖掉，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当联想玩不转卖的时候我想那会是更难卖掉。我的担心是文化上的担心，中国老把这种商业文化当成主流。
另外一个是财务上，中国本土的资本积累和财务能不能支撑短期的亏损，我对这个特别担心，我前一段时间见过一个企业界的人物，他说你不用担心，有一系列的办法。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亏损不能超过三年。我听说某一家公司海外业务收购的亏损已经是拖的很厉害了。资本市场本身不看好这个收购，一收购以后，它的股票都在跌，你再融资很困难，利润是很少的，除非在海外上市，我买IBM在海外再上一次市，大家知道在海外市场融资是很苛刻的。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我现在抱着谨慎的悲观，但是还是有乐观，还是觉得可以想办法，办法比困难多。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牛文文23日作客新浪谈企业国际化
主持人 ：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主要是家电、手机等等行业，请两位分析一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最容易突破的行业是哪一些？刚才康教授讲的首钢那个应该说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现在我们新一轮的国际化的潮流，这几个行业是不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康荣平 ： 差不多，除此之外就是资源型的，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的话，占的比重非常大的就是资源型的，那个时候可能国内的一般老百姓可能没太注意，像中信集团，进口了好多木材，铝，有色金属，这几年因为比较明显的是石油，因为国内能源紧缺。这些行业已经按我的判断已经是在执行国家战略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企业战略了，你不出去也得出去，国内就这点油，就这么回事。
其他的行业，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开始，人们从这些家电的行业看到的比较多，但同时还有一大批浙江的企业，他们反正也不宣传，就往外走，西班牙被烧了一把知道了，前一段时候莫斯科又没收了一把，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这些年他们的国际化程度非常厉害，但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
主持人 ： 他们产品本身很低端，不是代表中国的主流方向？
康荣平 ： 不能这么说。因为数量上我研究各种体制的企业走出去，我发现体制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大。
我现在看到的有数据的，到目前为止海外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就是万向集团。国内其实大家提到这么多热门的行业，我倒觉得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一个潮流的时候，我一再呼吁大家一定要向我们的先行者学习，不管他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毕竟交了学费，其实《中国企业家》杂志这几年我觉得他搞的比较好，就是经常提醒这些企业家，提醒你这块要注意。我记得最近有一期就是文化的整合问题，那个非常时髦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理论界都是很时髦的东西都拿出来。
牛文文 ： 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少，你看这几家家电企业，他们海外出去都是从零开始，比如说都不能互相来挖点人，互相来借鉴，都是自己做，特别奇怪，经常是从零再到零。
康荣平 ： 所以我倒觉得，第一中国已经出去的这些企业，他们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一定要好好得学，这样的你可以少交学费，我刚才提的万向，万向在各个方面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的优秀，就是在海外发展这一块，我几乎看不到第二家能跟他比的。现在媒体宣传他们很少，我借这个机会宣传一下。他们收购一个美国上市公司AUI，光跟AUI的持有人谈判就谈判了5年，最后到AUI的股价如果再低的话就该退市了，到那个时候才签字，那可真是服了。他现在已经收购了十几家企业，有的数字报道是20家，因为有一些非制造业的，光是跟他主营业务有关就十几家就非常的成功，万向我希望大家多去学习学习他的经验。
另外，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的企业当中，大家提的也比较多，可能大家也许更怀疑海尔，但你想出去，你要老老实实向海尔学习。
牛文文 ： 我插一句，美国海尔2002、2003年在美国本土经营非常成功，早期是派了一批中国的经理出去，后来这些人陆续回来了，基本上他在美国的本土化很成功，他的产品很适合美国的家庭，在沃尔玛里面卖的很好，他的一个产品是两个像青蛙一样的电视，小孩晚上起来路过客厅很可怕，有两个青蛙一样的大眼睛在里面，产品做的比较精致，也比较实惠。我没有去过，但是据说美国海尔已经融入本土的社会了。
康荣平 ： 我觉得要向海尔学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他在海外的投资，第一个是在印度尼西亚，第二项是在泰国，第三项是在菲律宾，后来是发达国家，产品的出口是先难后易，真的海外投资是先易后难，一步一步的。而且他派到美国的员工都先把他放到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一个英语环境，先锻炼一把，合格了才派到美国去，海尔真是一步一步的，战略的前瞻性一步一步做的很好，我觉得应该向海尔学习。
这里面尤其我觉得应该提一下，任正非提的一句话，国际市场不认机会主义，不承认任何机会主义，这一点我觉得包括咱们《中国企业家》杂志也呼吁，给国内的企业家提醒，国内的企业家这20年是在中国充满各种机会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了机会主义，刚才牛总也说了你到了国际市场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任正非就是这种类型，他很清醒，国际市场不承认机会主义，华为也是一步一步，这都是该学的。
牛文文 ： 我刚才听康教授讲，假设一下，中国哪些行业或者是哪些产业，哪些领域可能走的要顺一些，话说回来，就是在哪些领域可能有世界级的中国公司出现。科尔尼做过一个调查报告，调查弱势地区出现全球公司的情况，它研究了汇丰银行是在香港成立的一家银行，现在排第二大，他研究了三星这家在韩国的电子厂商，他研究了丰田，研究了印度的一家塔塔，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来，产业和领域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跟全球的那个世界的趋势的一个融合。
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到中国来看，我们常在问一个问题，谁会成为中国的世界级公司，现在以我来看，不说行业，我认为是那样的公司：它对中国本土的制造业的物流，制造业和物流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于消费者这种客户导向，全球各地的客户的感觉已经非常好。并且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来一种比较好的治理结构。
这样的公司在哪些领域多一些呢，咱不如回答这个问题。反倒我对家电领域不很乐观，家电领域是地方政府为大股东，国内A股上市，低成本战略，不要利润，是特别明显的一种公司，这种公司在国际上走起来比较困难。相比之下通信领域我比较看好，我去南非，看到两家企业，一家是华为，一家是海信。海信是收购了大宇的一个厂子，很小，经营很好，但是都是当地的黑人，他的负责人我非常尊重他，他天天跟黑社会，跟勒索者，跟最低端的人打交道，他在人家的家具店里面代售。有一次他开车带我，警察把他拦下来，他用中国式的英语说你是一个好警察吗，见着中国人就拦。他们有一个的作法是：我经营业绩不好，迫不得已关闭企业，叫停产性的解雇，人他全不要了，重新找人。他在比国内环境还恶劣的地方打这个仗，正好海信庆祝40周年，他作为这个庆典上的先进人物受到了表彰，我感觉海信这种路线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路线，利润很薄。
我同时在南非我看到华为是什么气派呢，他们跟德籍的大公司同在一个别墅式的办公区里面，没有黑人，雇佣的我看大多都是白人，我们也采访了一下当地的白人主管，他说我原先在思科做，后来到这儿做，开始也是有压力的，后来到了深圳，才发现我是为了这么伟大的公司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华为深圳的公司，他说那家公司的气度不凡，华为的培训中心甚至有给穆斯林的祈祷室，感觉像外交的使领馆的气度一样。这位白人主管告诉我，他感到华为是中国的大公司，他在这儿感觉很荣耀。但是任正非和华为走的路线是直接融入主流社会的，他的雇员都是高端文化的，就点像李嘉诚当初一样。
我觉得联想比他们要好一些，他是从成长第一天开始就在香港打拼，柳传志对香港的了解不比对大陆少多少，他对大陆的了解不比消费者少多少。也许他的治理观念更适应一些全球竞争。我还比较看好的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叫重型化，我们杂志去年做了一个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了，我本人坚决认为中国应该二次重型化。我去韩国看了一下，假设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分手一搏就没有他们的天下，今天我们的铁矿这么困难，就不能被别人掐着喉咙涨70%的价格。按照需求来说，最大的制造和产品都在中国，市场在这儿，工厂在这儿，没道理你不在全球发展。所以刚才讲到首钢在美洲的收购早了一点，我觉得当时如果要弄的好一点，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钢铁、造船，重化工，包括铝，这是民营企业这些年上的比较快的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国际化，这些领域出现全球公司，我充满信心。比如说集装箱，中集已经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他现在做第二步战略规划，他一定会做很多并购的，这样的公司就没有什么问题，他全球融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家公司我举一下，秦川机床厂不是很有名，也比较低调，我听他们的老总讲，他们早期在海外的收购没有人宣传，也没有人质问，我正好跟他上学时是同学，中国如果柳先生和这位老总一起坐下来聊聊，就会发现他们走过的路是一模一样的。他已经战胜了一些困难，一样收购完了不能解雇员工，亏损怎么弄，一点一点弄过来的，大家都走过这个路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相信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哪个领域出现，在哪个产业出现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形态的公司，我判断是治理结构比较好、有全球分工优势、这个企业有全球战略和布局，这样的公司会走的比较顺利一些，会成为我们国际化的模范。
康荣平 ： 我再说一点，您刚才提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即为什么提“中国大企业要不出去，要不灭亡”。中国进入WTO以后，中国的市场也国际化了，所以你的竞争对手他是在利用全球的资源和全球的市场，如果你只利用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资源，你想想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规律是摆在那儿的，死路一条。
牛文文 ： 我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个话题太好了，我觉得新浪开了非常好的头。我们杂志从2002年开始做一个转型，2002年我们让中国企业家成为全球商业俱乐部受尊重的一群，我今天还想说一句话，对我们杂志的一个共勉，也是感谢新浪网，同时也希望中国的海外企业，全中国的海外经营者联合起来。的确，我们有非常多的海外经营者，但是大家分散，散兵作战，当年日本人和韩国人不一样，他们都是有海外商会的，并且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来自海外总部的经理，所以我说中国这些大公司要等待来自海外的接班人，当这些人成为掌舵者的时候，中国企业才真正走出去了，当中国的海外经营者成为一个联合方阵的时候，我们才走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