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了提高生产的效率，管理首先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境界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口号在利益面前往往一站就倒。不过光靠管制没有员工的主动参与，管理效率也常常达不到最大化。“大呼隆”体制下的农民可以很守时，却经常是“干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许多企业的员工虽然遵守了制度，依然保证不了他是在开足马力干活。员工的劳动态度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西方管理学里设立了一个术语“劳动热情测量”（Morale Survey）来进行研究。简要言之，员工的劳动热情靠什么来点燃？物质利益驱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还必须加上精神刺激方面的驱动。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员工的精神驱动力，例如企业日常的职业责任教育、爱岗敬业教育都属于这些方面，但还远不够，还应加上员工的职业使命教育。说到使命，在中国人的眼里它往往是同大人物的大事业联系到一起，似乎与普通人无涉，西方人对此的理解则很平民化，它把任何一个职业（Calling或occupation）都称之天职，都是人应当作神的旨意而接受的终身使命。然而不管怎么说，人的职业一旦与使命联系起来，其内在的意义陡然庄严起来。
人是尘世中的生灵，在商必须言商，经济领域里的牟利、获取、赚钱冲动从人类的最初时期就普遍存在了，一开始对这种原始欲望并基本没有进行什么限制，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成，合理的企业制度、合理的簿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等一一建立了起来。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社会同时还产生出理性的思想、理性的生活方式和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经济道德告诉人们获利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正当性，而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形式与方向是为了满足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是为了获得不受限制的利益，是为了社会的福祗，这就完美解释了经济活动的二重性。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垫底，不难理解中国人对职业的认识与西方管理学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活就像天国里流淌的河水，不论做任何职业都是一种命运，不管是微波荡漾还是激流奔腾，在那激流中持棹行舟的人都必须经常怀着至诚之心和周密的注意，遇事细致无误。十八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可以用作上述思想的一个注脚，他教导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不要迷失了生活的方向：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要当心，不要将你持有的一切视为己有，生活中也要同样当心。韦伯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出了某种类似的东西：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