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作为在中国足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手,不论是做球员还是当教练,迟尚斌都创造过许多辉煌,他应该能深谙足坛中的江湖之道,可为何这次竟然“摆不平”一帮毛孩子,反而仓惶败走鹏城呢?是迟尚斌的执教能力有问题?深圳队的球员曾这样大声质疑过,不过大迟当年在厦门队的助手蔺新江却不这么看,在他的眼里,迟尚斌是个帅才,在领军指挥方面很有一套,倒是他自己性格太直,不善于处理圈内外一些复杂的关系,因此他甘心辅佐迟尚斌。
是迟尚斌不善于与别人沟通?舆论媒体大都倾向于这么认为,但从前的大迟似乎不是这个样子,若干年前他自己就曾说过:在工作、生活圈子里,往往没有更多的是非曲直,最重要的是沟通和交流,沟通多了,交流好了,大家就成为好朋友了,就能够互相体谅,互相关照了,事情也就好办了。既然迟尚斌又有能力又善协调,怎么这回到了深圳就一下子突然“失语”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迟尚斌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难道是患上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抑或是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以至于像大迟这样的老家伙跟不上趟了?也许当迟尚斌拒绝吃球员感情联络饭的时候,他以为这没有什么,这不是不给球员面子,因为“我在大连就有这个原则:‘教练和队员应搞好关系,但不能凡事打成一片,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回到队里很多问题就不好谈了,教练和队员必须保持适当距离’”。他以为球员和教练员的感情不是体现在饭桌上,而是应该表现在球场上和训练场上,应该体现在双方有困难时候的互相帮助。大迟的这种心理有点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父亲角色,他可以关心你,爱护你,但从不张口说爱你,这也可能与大迟多年的军人生活经历有关。依照大迟过去在北京军区踢球时队友陈凌晨的解释:大迟在理念上与队员存在一定的差异,队员们踢了几年职业化,挣了钱,当了球星,成天被人追捧,很把自己当回事,跟教练说话,希望多沟通、少教训。而大迟这一代人是在军队里培养出来的,从来都是领导说了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就是要服从上级。领导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哪有那么多功夫给你做思想工作?为了证明自己,迟尚斌又拿国外管理球员的例子为自己辩护:“国际上也好,国外也好,教练就是教练,球员就是球员,郝海东和我谈话,他说一个教练,在下雨天训练和队员一块训练时,中国教练绝对不可能拿一把伞在外面看着球员,一定是和球员一样淋个落汤鸡。你看外国的教练,球员在练,他打一把伞,外国球员感觉很正常,他是主教练,就应该这样。”然而迟尚斌可曾知道,十年河东变了河西,乐坛早不兴唱大迟心爱的《北国之春》,柯受良不做大哥已好多年,周杰伦的形象已深入大江南北红遍天,而球员的生活也正日益流行多元化,此刻的大迟还坚持认为主帅与球员吃喝玩乐就无法建立威权,难怪球员们私下里很快就认定“这个死板的教练与我们不是一路人”。一个人的性格优缺点在不同时代和现实环境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迟尚斌只奉行他的“规则、纪律、战术”,在“时务”判断上太木讷了,缺乏朱广沪那种与球员情同父子的亲和力,区区一点,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涂上一层失败的阴影。不过相比较大迟为人处世的生硬呆板,球员更不能容忍的是,迟尚斌犯了一个塔瓦雷斯式的错误。塔瓦雷斯当年在深圳平安队6个月的执教生涯里,最难以让人回避的就是由6名球员违纪而产生的“平安六君子”事件。正像一名违纪球员在事发当晚向老塔发出的不满声音:“我违纪你可以处罚我,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捅给新闻界呢?”让平安队球员感到不满的不是来自俱乐部的处罚,而是塔瓦雷斯处理此事的方法。沈阳海狮的总经理章健曾经说过,类似平安队的违纪事件在任何一支甲A球队中可能都有发生,但只有塔瓦雷斯选择了将这种矛盾公之于众的做法。塔瓦雷斯的下课,与其两个月前向媒体披露“平安六君子”事件有着很大的关系,随后球队的战斗力每况愈下,直到积攒下了足以令其丢掉帅位的四连败。生活中的规矩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后者又称为潜规则,它和众多的显规则一道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足坛这块江湖地,撇开事业、理想、利益乃至主教练的权威这些显性的东西需要人们遵守而外,其实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那就是主教练不该将弟子们的“不良嗜好”主动公布天下,否则就是“无情无义”。现在让我们把迟尚斌前前后后的一些行为检索归纳一下,大迟无疑也触犯了这条行规。—— 国脚李玮峰请前国家队教练大迟吃饭,拒绝了就拒绝了,说白了也算不得什么大错误,但问题的症结也许是:这种事情你大迟实在没有必要透露给媒体,这让李玮峰很没有面子。——在中超联赛中3场0比0之后,心里沉不住气的迟尚斌开始公开指责球员,并且重罚球员。对于教练员来说,这是犯了最大的忌讳。主教练对球员的指责只能得到球员的不满和鄙视,于是,众多球员开始在私下反击。—— 大迟在最后关头抛出炮轰球队领袖李玮峰“杀手锏”,毫不顾忌这个行为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把对手和自己双双逼上就地摊牌的不归路,完全失去了回旋余地。让我们听听李玮峰的真情告白:“说句实话,队员最不满意迟导的地方,除了执教能力外,就是他经常推卸责任,动不动就把队员推出来。任何队员都讲究一个以诚相待,如果主教练是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和做人标准,队员怎么替他卖命?”李玮峰的这席话很有说服力。当面对球员集体荣誉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时,平时生活中再有隔阂的队员此刻也出奇地团结起来,他们会一致认为你主教练不该把有些本来不应该公布的东西向外界透露了,内部你怎么打骂都行,但是在公开场合,你应该维护他们。可是迟尚斌的脾气就是倔,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我不能掩盖肮脏的东西去护犊子。我认为我所说的没错。弗格森把贝克汉姆的眉角踢开了,踢了就踢了,只需你们说话,就不许我说话吗?有些行为在别的教练那里可以,在我这不行。疮疤揭开了对队伍有帮助,我讲的都是事实,他们讲了很多,也该我讲讲了。你们老不让我讲,这样下去没有好下场,要作对就作对,我奉陪到底。我不对人只对事。”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大迟为自己的倒台最终埋下了单。
关于迟尚斌的过失,我们说得够多的了,现在回过头看看,在这起争斗中球员是否也有一些不当之处呢?
如果我们把标准定高一点,以真正职业化的水平来要求球员,那么就可以这么来对球员讲:教练员的水平不够,自有老板前来处理,球员的本职工作是好好训练、努力比赛,不能也不该卷入炒教练的风波中去,照在英国踢球的孙继海的话说就是:“我的经验是,教练的处罚,队员是要接受的,而且,比赛和训练一定要认真。消极对抗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的,我一直都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我能一直在中国最强的球队踢球,后来能到英国。一个人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认真的话,老板和俱乐部都不是傻子,这样就是在毁自己的前程。”可惜目前能具有孙继海那种境界的球员毕竟凤毛麟角,中国的足球环境还远达不到人人都是孙继海那种地步,曾雪麟至今还记得韩国教练车范根来深圳之后说的话,他没有想到中国职业球员的素质如此差,他就告诉过队员“你们要认真,拼啊,对得起老板的薪水啊”。目前同样远在英伦的郝海东说,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人们就应该接受现实。郝海东不愧是郝海东,他对中国足球看得比谁都透。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举了一个例子,那是他2001年作为国际足联官员考察世界杯申办国德国时,和拜仁慕尼黑的一名队员的谈话。 张问:“你从事足球最高的愿望是什么?” 德国球员答:“进入国家队。” 张问:“为什么?” 德国球员答:“进入国家队,我就充分证明了我存在的价值;而我所从事的这项运动,不仅是我所崇拜的,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象征。” 对比中国球员时,张吉龙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足球运动员大多数的思想就是,从事足球就是拿更多的钱,可以在同行里更牛气一些,这在我们运动员里是非常普遍的。” 中外球员这种思想意识的不同也许正是中国足球与世界水平巨大差距的根本所在!结束语
在深圳健力宝俱乐部这起主教练与球员管理冲突的事件中,表面上看是迟尚斌和球员的管理理念不合,但往深层次上说,大迟实际上是无意中触摸到了一个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问题,传统观念与现代管理的矛盾。现代的俱乐部应是一个公司制的企业,其特点就是市场化,一切得由市场说了算,一切得按规律办事。但是眼下俱乐部的管理又并未完全脱离官办的桎梏而独立于市场,它的背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管理水平极不规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迟尚斌试图以他学来的一技之长(且不论其技艺到底如何)干点什么,结果只能是“鱼一条没钓着,还惹了一身腥气”。(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