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原始的同情心之后，张扬的慈善是事业？是社交？还是做秀？
2005年7月2日晚七时，一个名叫“明星慈善夜”的PARTY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盛大开幕。在这样的场合，明星和商业品牌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会场的巨幅香槟酒赞助商广告牌、记者会上明星们被一再追问所穿服装的品牌和价格、每有明星和赞助商代表到场都有扩音器的通知。相比之下，没有人注意到那些真正出钱的主。一位女演员以调侃的方式解释了企业家们“缺席的在场”：“我们明星的任务不是出钱拍东西，而是想办法把钱从企业家们的口袋里忽悠出来。”
尽管如此，他们仍趋之若鹜。张朝阳是去年“明星慈善夜”的标王，花了７万元人民币买下了DIOR的礼券和TIFFANY的限量版手镯，然后送给了主持人李霞和歌手艾敬。今年张朝阳也过来了，“这本来是一个慈善活动，但是也挺好玩的，创造了一个各界名流聚会的机会。”
正像你所熟悉的那样，这种带有社交性质的慈善晚会是中国目前慈善活动的一个标准样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多年时间里，慈善的出现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第一代创业家们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也开始做一些慈善的事情，但他们大多行事低调，83岁的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长余彭年做了几十年的善事，把数亿财产捐给了社会，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10多年的慈善之路捐赠总额已接近4亿元……这些人的生活都很简朴，行事并不张扬。相比于他们，眼下热闹的各种慈善晚宴、慈善拍卖、各种慈善组织，却是一道张扬的慈善风景。
姑且不论慈善低调与张扬的好和坏，因为慈善总能增加社会的幸福感和温馨感。本文要描述的是关于“张扬的慈善”的三个片段。我们试图探索在原始的同情心之后，张扬的慈善是事业？是社交？还是做秀？在中国企业慈善进程的开端，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扮演着什么角色？
把慈善当企业来做
王兵今年不过三十来岁，是北京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CEO。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一直在忙活一件“叫多少人吃惊和怀疑”的事情——成立一家由企业家发起和管理的慈善基金会。2004年12月，基金会注册下来，挂靠在北京市民政局下面，命名为华夏慈善基金会。今年春节以后，基金会确定了办公地点，正式开始运作。现在的王兵多了一个身份：华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7月1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万柳商务花园的华夏慈善基金会办公室里见到了王兵。办公室不大，40平米左右，是发起人之一、万通老总冯仑捐助的，没花钱。招待记者的饮料也没花钱，是另外一个发起人、汇源老总朱新礼拿出来的。另外5个发起人也都是王兵在中欧商学院MBA班的同学：张朝阳、郭为、文鸣旭、李东生。王兵开玩笑说：“靠自己这张老脸吧”。在华夏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初，这7位发起人各拿出了一笔钱，用于基金会的组织运作。王兵介绍说，目前基金会的运作成本完全不用从善款里面扣除，包括办公室、人员工资、推介费用，都是他们几个人另外拿出来的。这样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经济上的质疑，保证善款百分之百地用于捐助对象。“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做的实际上是个往里搭钱的事业。”王兵说。
大家到底搭了多少钱？王兵不肯透露。对此，王兵的解释是：“不能说太多。中国人太聪明了，看到你们几个在一块，又有点钱，就怀疑你们又在干嘛。”有了钱就不能太扎堆，更不能太过张扬——王兵的态度很传统，也很无奈。事实上，除了税收上的政策限制，公众对于富人的这种本能的“挑战心态”，是目前王兵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所谓在商言商，很少有人相信他是要真心做慈善，“把慈善做成事业”。
真是赔了本又没赚到吆喝。那为什么还要做？王兵说这和他个人的经历和理念有关。
好几年前，王兵就已经开始陆续有一些慈善动作，比如出资帮助学者出版学术专著，给水灾捐款。但是他发现，很多时候，这些钱捐出去以后就没了消息。作为一个捐款人，没有人告诉他这些钱最后去了哪里，帮助了哪些人。今年年初，丁磊为东南亚海啸捐了1000万人民币，轰动一时。王兵遇到丁磊，跟他聊了起来，“他也没有能力去监督这个钱到底用在哪儿、怎么用。”王兵越来越觉得，慈善不是一个拍大腿的事情，不能光靠原始的同情心，需要制度化的管理。2004年6月1日，国家发布了慈善管理的新条例，允许民间成立非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王兵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把自己多年做企业的管理经验移植到慈善平台上面来，那会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你想捐钱，我也想捐钱，他也想捐钱，有一个专业化的基金会，有商业模式，有很多设计，有商业项目管理方式，有好多人才搭配。以后做好了，我们（的人员）全都是MBA。”事实上，在国外，慈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早就有Charity Business（慈善商业）的概念了。
王兵想尝试把慈善当作企业来管理运作，但是慈善的利他原则和商业原则之间必然会有冲突。举例来说，曾经有人质疑，你们是企业家的慈善，是不是只接受100万，我捐100元你们是不是就不收？“我们接受100元，但是不鼓励100元。”王兵强调做慈善和做企业一样也要讲究效率，对于100元和100万的捐款，基金会所付出的运作成本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筹成本的民间慈善基金，前者如果太多，无疑会加大运作难度。王兵形象地将之形容为“慈善的零售和批发”，他认为，慈善并不鼓励老百姓来捐献自己的生活费，而是需要有基金会这样一个信息和操作平台，推动有钱的人做“慈善批发”。
对于基金会将来的走向，王兵有三个想法：一是“我们这些人累死累活干三五年”，等到培养出慈善专业人士，自己就可能会退出，让给专业化的人去操作；二是可能会考虑像美国的扶轮会那样，成为会员制的慈善俱乐部，会员每年交纳相当的会费，主要靠不对外的餐会和拍卖来募集款项；三是国家新的慈善条例已经允许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将筹集善款的一部分用于投资，投资的部分利润再用于捐助对象。王兵并不排斥这种可能性，但是“3年之内不可能”。他认为，15年-20年之后，中国的慈善环境才能趋于完善。
以前一直行事低调的王兵做起慈善后变得张扬起来，因为需要吸引更多的人往“华夏慈善基金会”里捐款。记者问王兵是否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王兵否认了，但是他说自己“还是有使命感的”。从去年7月1日开始争取成立基金会，到今天刚好满一年，王兵遭遇了不少尴尬，但是也感受到了很多乐趣。一个是“老实说，做这个（慈善）之后心情变好了”，一个是开始跟着志愿者吃素，“不知不觉好像瘦了些”。
张朝阳
不避讳慈善的商业目的
在华夏慈善基金会和明星慈善夜的活动中，张朝阳都“掺和”了一把。前者是因为和王兵的交情和他对于爱滋病防治的持续关注，后者就是“好玩”，然后“顺便”捐一些钱，这符合我们对张朝阳的时尚想像。
作为个人，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慈善场合，而且大多有明星和媒体在场。作为企业的CEO，他自己也承认，他个人的兴奋点是和SOHU的市场推广策略紧密结合的。为了推广搜狐新推出的搜狗搜索引擎，张朝阳在7月中旬率领由世界小姐冠军、两岸三地影视明星以及精英企业家组成“2005搜狗美女野兽登山队”，攀登6026米的西藏启孜峰。
或许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次活动被冠上了“公益慈善”之名，“吸引全社会关注公益事业”。在西藏登顶之后，明星们的登山服、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和雪水、野兽美女们的登山日记等等，这些都会被拍卖，所募得的款项将用于西藏边远山区儿童的教育和健康，同时，还将建立“搜狐儿童基金”。但在这个热热闹闹的公益登山活动背后，慈善在这里无疑成为一种商业推广手段。
张朝阳并不避讳慈善的商业目的，“两者没矛盾，一块做呗。我不能说我是一个慈善家，也不能说SOHU是一个慈善机构。（做慈善）只是顺便的，主要任务还是企业发展为主，同时完成那些本份（做慈善）。”
“我是一个CEO，现在互联网竞争非常激烈，我的全职也是在做互联网企业，我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有一大笔钱放在这里改善社会。我没有任何专业的判断，就是一种感觉。觉得这事值得做就做，投入量也不大。这里几万那里几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当天（7月7日），张朝阳刚刚收到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发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此前，张朝阳为一个失学项目捐助了2万元钱。张朝阳说自己做慈善并没有一定的规划，随意性比较大：2004年被选为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同年6月参与阿拉善治沙，2005年1月参加世界小姐组织发起的慈善义卖，2005年3月15日，代表搜狐向西藏登山学校捐赠200余台电脑……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张朝阳认为做慈善会给企业带来好的形象，“企业应该做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企业最基本的首先是税收，最重要的是给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我们SOHU给国家创造了1000多个就业机会。此外，企业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利于社区、城市、国家的事情。同时我们做网络媒体平台，号召力比较强，所以做这个（慈善）。”
“我们必须毫不虚伪地看待慈善，我们绝对不能去寻找雷锋式的大公无私，那种人是不存在的、理想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一种快感。慈善不是一个攀比。他（丁磊）捐了1000万，我给贫困大学生捐了100万，不要攀比。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在记者问到将来百年之后会不会捐献出自己的财产，张朝阳低头沉默了好一会，然后抬眼对记者说：“我还没想到那么长远。”
慈善晚宴
公开的高级社交
和张朝阳一样，王兵也参加了7月2日的明星慈善晚宴。“我们比他们沉重多了。”王兵不愿意评论这种慈善方式，但是一个“我们”，一个“他们”，下意识地表明，这是两种慈善表情。他说，自己去是因为“好多朋友都会在”。
事实上，这样的慈善晚宴发掘了慈善的另外一个潜力：社交功能。在一个有门槛的场合，大家衣冠楚楚，“在轻松、休闲、感兴趣的情况下，能够（对慈善）有一些现金的贡献，高兴社交的时候也别忘了有不幸的人（张朝阳语）。”至于这门槛有多高？６月初的欧美同学会慈善晚宴门票是300元-350元人民币。“明星慈善夜”去年的门票价格是1000元人民币，今年是2000元人民币。
上海鸿艺会的公关顾问桉娜曾经在美国、香港和内地都从事专职的慈善晚宴策划工作，她告诉记者，她组织过的最高档的慈善晚宴是在美国，一个位子（门票）的价格是5000美金。门票、免费的演出、赞助商和来宾自愿提供的拍卖品，这些构成了慈善晚宴的主要元素。一般来说，扣除40—45%的成本，剩余的部分会用于捐助对象。
慈善晚宴其实是外国的舶来品，我们都很熟悉《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把结婚戒指扔到募捐篮子里，然后巴特勒船长出钱请她跳舞。这种绅士淑女的慈善文化被移植到中国来，还是会有些适应不良。桉娜表示，在中国做慈善晚宴和在国外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人比较内向，不习惯在这样的场合遇见陌生人，不习惯通过这种场合享受社交的乐趣。每一次做晚宴的头天晚上，桉娜都要打电话提醒来宾，“一定要穿得前卫啊。”
慈善晚宴的社交性质使得它的形式感成为必须。桉娜在美国策划一次慈善晚宴起码都要花费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是烧烤还是下午茶、要什么音乐、桌布的花色、蜡烛的香味、食物和酒的搭配。所有这些细节营造出一个整体的气氛，这种气场会有助于良好的心情和捐助效果。有一次，一位港龙的来宾就被宴会的气氛所感动，派自己的司机回家在最后一分钟又拿来了新的捐助款。赵欣瑜是北京一家俱乐部的女主人，她曾经参加过北京扶轮社的一次慈善晚宴，“当时气氛很安静，很好，我就往篮子里投了很少的一点钱。”她所说的“很少的一点钱”是5000元人民币。
这样的场合和捐助对象的生存困境相差悬殊，很容易产生道德质疑。在明星慈善夜上，也有女明星因为身着10万元一条的裙子赴会而被媒体追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慈善总会前秘书长杨团表示，选择用什么方式去做慈善是个人的自由，一个市民社会应该允许个人和社会阶层有这样的自由。桉娜对此打了一个比方：给老人院买床单和奶粉是做慈善，参加精致的晚宴也是慈善，就好像一个女人今天可以穿球鞋，明天也能够穿礼服。
慈善晚宴在中国其实还存在一个文化语境的问题。如胡润所言，慈善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超前的东西，慈善晚宴所面对的高消费阶层在中国是否足够成熟？他们是否有持久稳定的慈善习惯？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晚宴这种慈善方式？中国人的“仇富”是一种沉淀已久的文化心理，要在这种背景中为某个阶层量身定做某种生活方式，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