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哎呀，你不知道的，华老师人特别好，我们要是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每次华老师都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呢。”说这话的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老师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张女士，因为华教授在开会，所以我们与隔壁的张女士聊了起来。
华民教授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听过华民教授讲座的人都会对这个个子不高，眼睛炯炯有神的教授印象深刻。5月的一天，记者赶到上海，适逢上海天气凉爽，在复旦校园绿树掩映的教学楼里，在华民教授的办公室中，笔者有幸和他聊上一聊。
关于人民币升值
华民教授曾经鲜明表达过自己对人民币近期不该升值观点的支持。华民教授认为，人民币保持不升值的状态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出口大幅增长，外国投资增加，经济稳步高速发展等等。他说，“从贸易上、从产业发展上看，人民币保持稳定汇率政策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动力。”既然人民币不升值对经济有利，那要求其升值的压力来自何方呢？华民教授分析有三个原因：输入型通货膨胀、输出型通货收缩和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由于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对进口资源的需求增加，引起了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造成只要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就下跌的结果，产生了全球性通货收缩。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则是其赤字政策维持经济增长的结果。
他说：“虽然从理论上讲，采用提高汇率的办法可以解决输入型通胀和输出型通缩，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就行不通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二元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必定是一个内需不足的国家，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必须依靠出口来获得外部世界的需求，借以弥补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持一个汇率低估的，从而使用有竞争力的固定汇率则是比较可行的。”
华民教授认为，虽然中国从美国那里获得贸易顺差，然而这个顺差不是中国人独享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全亚洲的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就把整个世界国际分工格局给打乱了。关于一个国家在出口中做什么，不是价格决定的，是资源禀赋决定的。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我们维持这么一个低的汇率，中国的国际分工可以在一个比较低端的位置切入。因此，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人民币还是不能升值。
关于国资经营
因为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华民教授一直强调，对于中国国企改革，他是有发言权和实际经验的。他认为,通过社会约束和产权约束,将中国现有的企业改造成“企业家”的企业；同时,实行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并将变现的资产,用于建立社保基金、医保基金,或通过参与社会投资,是当前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转型经济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目前中国的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家”企业,主要是指那些个私经济；第二类是“干部”企业,主要是指国有企业，这是计划经济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类企业的问题是没有治理结构,特点是滥用资产,效率低下。这是当前中国企业的两个极端；第三类是“企业家”企业,这类企业在我国还只是少数。它的特点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按要素分配收入。
当前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资本家”企业和“干部”企业,改造成“企业家”企业。改造“资本家”企业的方法是通过社会约束,落实基本社会责任。而改造国有企业,靠的是产权约束,明晰产权责任。
同时,根据不同的市场功能和定位,建立有效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退出的方法,就是把实物资产变成现金流,实现企业的变现。通过把实物资产交给市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而变现后的现金,可以作公益,可以建立社保基金、破产基金、建立人力资本再造的机会,当然也可以作部分的投资,但不是去控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职能,应更多地放在创造公共价值,而不是去经营企业。而对于那些市场不想要的企业,就应该让其破产、清盘然后止损。
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当记者提出“企业家”是否是“资本家”这个问题时，华教授笑了，他说，中国的富豪不一定是实干家，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有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真正产生一批企业家，也可能产生一批有野心的“资本家”。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键就是看其到底做不做实业投资。现在凡是“暴卒”的都是不做实业投资的，他们不断地玩资本游戏，不付出经营的努力，只是不断制造概念，不断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制造所谓现金流，制造泡沫。
目前市场一些讲资本运营的书籍，从经济学角度看，都是非常错误和荒唐的，这些书不是鼓励人们去投资实业、创造就业和利润，创造产品市场。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骗钱，如何把小钱变大钱，如何制造题材制造概念，制造错误的数字和信息，然后骗取投资者和银行的钱，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经营。还有很多中介机构介入，包括一些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助长了所谓资本营运的空间。
在落马的富豪中很少有江浙一带人，因为江浙一带的商人是从生产皮鞋、打火机等一点一点干出来的，而且还占有了大量国际市场，他们富起来后为什么不倒呢，因为很多人还承担了社会责任，如修路、建学校、创造就业、接收大量的西部移民，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民营经济成分中包括“资本家”和企业家两部分，做资本运作的就是“资本家”，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下，资本家就是唯利是图，它可以暴富也可以“暴卒”，他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是不停地制造泡沫来抬高个人身价。
那些“暴卒”的富豪都是“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所做的都是在买空卖空，收购兼并，收购一个公司后再卖掉一个公司，抵押一个公司后获取一笔贷款，然后组成集团，集团下面互相担保相互关联交易，制造的财富都在空中，没有实业做基础，没有利润和现金流量，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就全完蛋了。
“资本家”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有资本的人不一定是“资本家”，也可能是投资者；疯狂敛财以牺牲国家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资本家”。所以还必须把投资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要认为出了几个富豪的“暴卒”就此否定民营经济。华民教授强调，千万不要把民营企业与银行建立起来的这种宝贵的相互信任机制破坏掉，这是不科学的。
华民教授一再重申，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国现在有影响的、能够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大都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出口仍然是继续依靠补贴和政府垄断，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从制度上讲，企业资产都必须产权清晰，企业的行为政府不要介入，所有的交易都让市场去运作，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交易的规则。如果市场中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个人的资产，就不会有人占大便宜，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暴富、“暴卒”。
听华教授说话是一种享受，说到兴奋处，他会以大幅度的手势配合，激情四溢。他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公众形象的人，当记者提出和他合影时，华教授很仔细地整理了衣领，然后很配合记者挑选的拍照角度。
华教授是一个很爽快的人，谈起自己的经历，十分坦诚，全然没有讳言莫深的遮掩，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从小我就从我的父辈身上学到了很多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大概也是很多老三届共同的精神吧。提起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说，这个说起来就很难了，因为影响是分阶段的，比如小的时候，我受到影响最多的肯定是我的父母，他们从小就教我做人要诚实，要负责任。中学时期，我曾经有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父母对我影响也很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的时候惊讶极了，他们家有很多书，就是在他的家里，我知道了原来学问分这么多种，那时候，我经常到他的家里读书，他的父母都很和蔼，经常和我们交流读过的书的内容，听我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大家再讨论，这个经历为我以后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也为我的人生“偏好”指明了方向，我其实很喜欢读书。所以后来到了工厂，我也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包括后来下乡，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恢复高考后，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7岁，我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大了，所以我学习起来真是如饥似渴，当时的上海图书馆每天只为学生开放几个座位，整整4年，我都坚持一个大早去排队，所以，那4年我看到了所有能够看到的经济学专著。
稍顿一下，他接着说道：说起近年来对我影响大的人，那就要算是我的夫人了，她是从事美术工作的，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的生活因为有她而变得十分幸福，我很感谢她给了我这样的幸福。
正如前文张女士所言，华民教授是一个很关心周围人的人，他很幽默风趣，说起自己的研究和人生观时，滔滔不绝，声音洪亮，很有大家风范。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他的电视专访，屏幕中的华教授妙语连珠，观众掌声如潮，华教授无疑是务实的经济学家的典范，实际上，经济学也本应是务实的吧。
简介：
华民，浙江省慈溪市人，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社会工作与兼职 本文由 《营销学苑》 授权博锐刊载，如需转载请与 《营销学苑》 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