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轴是好戏。《中外管理》年会最后一场直击“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尤其妙语翻飞,精彩纷呈,令人大呼过瘾,不亦乐乎!热闹之中,方家们仅仅是在争论概念吗?其实它拷问的是一个阶层的社会价值和它存在的本质意义! 主持人
杨沛霆《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
嘉 宾
郭凡生 慧聪国际CEO
邵明路 光华控股集团董事长
贺超兵 大贺传媒董事长
曹景行 凤凰卫视咨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
郭凡生:
企业家的特征是他拥有管理权和经营权,同时,企业家最大的收益不是工资奖金,而是公司的资产增值。像张瑞敏,就不是企业家,而是职业经理人,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是拥有企业家精神,拥有企业家能力,还能拥有企业家地位的人。我在呼吁政府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拥有企业家的地位,也能让所有人知道,想把中国的企业搞好,想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我们要给予企业家什么。我认为:张瑞敏就应该拥有海尔20%的股权。中国在改革管理中必须让企业家真正拥有企业资产。改革就是要把不合理变成合理。当我们下一代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如果还讨论国营企业的领导是不是企业家,中国就没有希望了!我特别希望他们到时候说:那都是爷爷奶奶们关心的问题。
邵明路:
按我导师彼得·杜拉克的观点,企业家精神涉及三个不同的问题: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工作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前两个问题如果能说清楚,企业家精神自然也就清楚了。企业家,应该是那些视变化为机会、善于组织资源和机会结合,并把它变成一项营利事业,或者变成一项产生功效的非营利事业的人。这样的人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工作本质是创新。杜拉克定义企业家的创新是:第一,把社会的需求变成可以产生经济成果或社会成果的一项成功事业;第二,创新同时也是让资源能够更多地或者更有效地创造财富。
我觉得张瑞敏肯定是一个企业家,不管有没有股份,他也把海尔当成了自己的公司,这叫拥有主权感。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海尔确实是不断成长、不断创造出对客户的价值。张瑞敏能做到这样,他就是企业家。
贺超兵:
企业家应该有三个力:洞察力,想象力,执行力。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洞察力,就不容易发现商机。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想象力,也不容易做到创新。执行力需要我们有严格的规范制度,才能做到持续改进,不断创造财富。企业家要为自己创造财富,为员工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财富。
曹景行:
中国企业家还需要规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很短,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可以顺从环境,甚至利用这样的环境去做财富积累,但是这样的企业家能不能长久做下去?我们的企业家应该走在前面,为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做贡献,而不是只顺从或者只利用这些不规范的东西。
再有一点,许多企业家确实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的责任是双重的,有利润责任,也有社会责任。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符合标准的企业家,应该能超出供求关系去探讨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更大要求。如果企业和政府、媒体、非营利组织结合起来,承担起社会责任,企业家就可以扮演一个真正受公众尊敬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企业家最崇高的角色和目的。我想:企业家如果没有任何资产,他很难跟民营企业家相比。但是这个过程在发展,要历史地看,还要从未来发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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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确有层次之分
我们必须要承认企业家确实是分层次的。比如:“第五级领导”就是一个典型,他已经完全与企业水乳交融了。他只有一种精神,就是奉献。至于他能从企业里拿多少钱和回报,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我认为:张瑞敏就已经到了这个层次。
人的最高层次需求就是自我实现和奉献,而如果有人说拿不到20%的股份就不是企业家,那么也只能表明人与人的核心价值观不同而已。因此,像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中国不仅需要,而且还需要很多。对于制度上的欠缺,恰恰需要精神上的弥补。张瑞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正在为我们创造一个世界名牌,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极大的信心,他的积极意义是无法衡量的。
职业经理人:不能甘心做“保姆”
我认为:把职业经理人比喻成保姆,是对这个职位的一种歪曲。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有创造性,也可以有社会责任,也可以具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角色的差异,而把他们从精神层面割裂开来。而把职业经理人说成是保姆,本身就是在限制他们的成长。
中国式管理:莫被“术”迷惑
我们在培养经理人时,常常忽视了人的内心成长,而在“术(方法)”上说得过多。
为什么《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经久不衰?而卡耐基的《成功学》就衰落了呢?《成功学》重在剥析人性的弱点,告诉你该怎么样去迎合。而《七个习惯》告诉我们:人的成功是要符合原则和规律的,通过达成和谐的价值观,来塑造我们的行为。
如果我们脱离价值观去谈“术”,就会变成舍本逐末。我从来不和任何人谈“如何把员工搞定”,因为在我的核心价值观里,员工和领导者的价值是一体的。你用词的方式,是你核心价值的表现。“伎俩”和“技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你的核心价值从哪儿出发。
以上评论来自《中外管理》金牌讲师、原四通集团人力资源部长 叶延红
责任编辑:晓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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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有朝一日“产学官”
为什么叫“官产学”?其实“官产学”三字还有另外的五种组合,即官学产、产官学、产学官、学官产、学产官等。在这六种组合中,《中外管理》之所以选择了官产学,其中折射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先生的话讲,中国要完全破除官本位文化,估计至少还得50年的路程。而实践就是产,理论就是学。所以应该是先产后学,再由学回到产、指导产,并接受产的检验。
那么官与产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既然是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回到实践,这种形式循环往复。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实践和理论的良性循环呢?答案就是政府,即我们所说的政府的具体代表——官。官的作用就是保持这种规律性的循环,促进这种循环更有效率。所以,官就是为产服务的,为学服务的。所以,“服务型政府”是符合事物的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更有效率的。由此,我认为官产学三者的终极关系,应该是“产学官”。也许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若干年后,我们的“官产学峰会”真的改叫“产学官峰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