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管现今的中国还存在多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只要一个人不是马二先生，他都应该承认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还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成功是在“前不见古人”，后也难见“来者”的双重转轨中实现的。这双重转轨第一是发展模式上的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轨，第二是体制模式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双重转轨的历史任务虽然迄今并未完全实现，但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却已被现实所证实。
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与李绍荣博士合著的《转轨中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一书，着力分析了在这双重转轨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演进的历史特殊性，即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演进特征。确实是一部极具理论价值的经济学专著。
“穷家难当”，“贫贱夫妻百事忧”。国家一穷，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不仅是让人们变富的唯一途径，甚至也是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唯一依赖。R·纳克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贫困。”这句乍听起来像是废话的话恰道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真切的一个真理。因为从供给方面看，贫困即收入水平低，因而储蓄能力弱，从而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便小，资本的缺乏又导致了生产水平低下。生产水平低下，又是人们实际收入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形成了“穷”的循环往复。从需求方面看，贫困即收入水平低，亦即购买力低，从而对投资的吸引力就低，于是投资少生产水平也就自然低，从而进一步促使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这也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人穷志不短”是好的，但人穷干不出大事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绝不能进入“贫困再造贫困”的恶性循环。双重转轨不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心血来潮，而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在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甚至是不得已的唯一选项。一百年来的中国积贫积弱，要想摆脱“贫困的循环”，只有通过这双重转轨，才可以抓住难得的历史契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国家要发展，拿什么来衡量呢，大家常说的是增长率，也就是GDP。面对这个GDP，也有着说不完的话题。第一，二次大战后脱颖而出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四小龙”等，都有着GDP持续高速增长近二十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GDP就是硬道理。第二，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所谓东亚模式随着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另一面，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普遍遭到质疑。于是就有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20年极限”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会重蹈东亚其他国家的覆辙吗？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告诉我们，这种可能虽然存在，但发生的可能并不甚大，能保证中国经济不发生20年增长极限的关键因素就是以市场化和非公有化为特征的体制转轨，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所凭借的正是非公经济，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因而，继续推进体制转轨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第三，GDP是如此重要，极容易诱发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症，从而将其作为政绩的唯一标准。这对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应该说，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GDP也绝不是万能的。作为对一国经济总流量的计量，它其实更多的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也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三个互为关联但内涵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除了GDP还要包括就业、收入、居住、教育、环境等许多重要指标，而社会发展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它要通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通常要包括“扩大人们的选择”、“健康”、“获得知识”、“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资源”、“未来发展的储备”“保护个人安全”等八个大类。因此，不仅只讲增长率不行，而且只关注增长模式的工业化转轨也不行，而一定要将增长模式的转轨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举，才可能实现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强国理想。其间会有大量工作有待中国的仁人志士去完成。
本书作者在大量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如果中国人在双重转轨中不遇意外，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有望保持7％-8％的持续增长速度，至2050年，人均GDP就基本可达到2万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加拿大2000年的水平。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解决好如下问题：一是城市化问题，完成工业革命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应在10％以下，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说相当艰巨。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问题，我们太缺乏经验。三是生产能力的短期过剩和长期不足之间的矛盾问题。四是合理的宏观调控问题。五是能源和环境问题。六是比较优势问题。七是教育和科技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