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前我与一位在法学院执教的朋友茶叙，他感慨教育之难，尤其是教化初入校门、被教科书的阴影长期禁锢了头脑、思维非黑即白的大学生。他需要破解的难题，不是事实之争，而是观念之争。论前者，真相是击碎谎言与谬误最有力的武器，将《历史的先声》《一寸河山一寸血》摆在学生眼前，他们不得不去正视这个国家的过去与自己的过去。论后者，真理本是至上利器，然而你的真理却是他的邪说，你的正路却是他的邪路。观念的战争，往往会陷入争论双方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困境。你对一个做惯了奴隶的人述说自由的美好，磨破口舌，他只冷冷回一句：“我现在的生活好极了，为什么还要自由呢？” 他问我：你当年如何反洗脑，如何消解高中政治课的余毒？我不禁苦笑。高中三年，我一直畏政治如虎狼，高考五门课，唯政治成绩最差。即便不入其门，依旧受其荼毒：我在大二之前，都是辩证法的虔诚信徒。好在我中毒尚浅，消毒工作相对简易，据我的经验，一是读胡适、王小波等，不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道理，更要看他们怎样说理；二是学一门逻辑课，若读法学专业，则十分便宜，记得法学院都开设“法律逻辑”课程，学完这门课，可试用逻辑之刀解构政治教科书上的宏大理论，一刀见血，刀到病除，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几乎毫无逻辑可言。这第二点经验，其实包容了第一点，胡适、王小波说理的力量，恰恰在于其严守逻辑。所以若由我现身说法，药方只有一剂：逻辑。
说到逻辑，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名言：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被一些国人奉行的“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这种中国逻辑，因为严格来讲，后者并不配称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易中天先生曾将这种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缜密，却更具体，所指更为鲜明。 其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一切症结辩护、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 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 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个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鸡同鸭讲。 第四表征，是跳跃。逻辑讲究理性的递进，而不是非理性的跳跃。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跳跃，将厕所与卧室等同，事实上，它们完全属于两个场域，“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 第五表征，是混淆。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便谓：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可知贪官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损伤。扪心自问，我亦不敢说自己健全，所以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点，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国”，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这正可以回答，逻辑为什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