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判断中国经济有两个法门,一个是“远看”,一个是“求简”

  中国是一棵大树。置于世界之林,这棵大树要怎样看才对?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想看个明白的人又如此之多,是为难。时近2005年年末,《中国企业家》杂志确定了一个视角——“商业年轮”——请了多位名家,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他们究竟看得怎么样?请读者品评吧。

  “商业年轮”当然是一个借用和比喻。早年我在完达山伐木,知道大树的年轮,要放倒之后才看得到。这是说,凡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树已经成为历史。要观察生机勃勃的树木活生生的年轮变化吗?我们非要有钻入树心的本事不可。可是那样一来,见到了树木,又不容易再见森林。

  观察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识说,没有参照系,我们看不清任何事物;可是选错了参照标准,事物就面目全非。当年上海最高的楼宇是国际饭店,以二十四层之尊雄视大上海几十年。90年代后上海开放,30层以上的摩天楼拔地而起数千座。今天到浦东金贸大厦最高处,你不容易找见昔日的上海国际饭店。同一座饭店,在不同的参照下看,是那么的迥然不同。

  这才不过比楼宇高低而已。经济是多面体,可观察的维度多到难算,要怎样看才八九不离十?人各有法,我们先不要指望有统一的答案。“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苏东坡说的。看同样一座山,因为角度不同,就有“岭”和“峰”的不同。所以,看经济吵起来很正常。我们只能知所适从,不需要互相完全同意,有点启发就很好。

 周其仁: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我自己通常研究很小的经济现象。张五常教授说的“落手落脚的调查研究”,是平生所爱。不过看枝节要从大树上选取,大树又要放到树林里观看,所以有时候也要观察经济整体的变化。自己喜欢两个法门。一曰“远”,就是离得远远地看大势;二曰“简”,永远选最简单的指标,自己容易掌握的。

  为什么远看重要?中国经济很大,是第一个理由。经济总量还不是大到不得了,但人口举世无双。十几亿人的活动,近看乱作一团,非远看一下不知其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与世界打成一片。作为一个人口居世界第一、产量(以汇率为基础的GDP算)占世界第六的大国,进出口占经济总规模的70%以上,从来没有见过。英国工业革命后卷入世界制造业市场竞争的人口,以百万计;美国独立并进入工业革命后,以千万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参与,竞争人口以亿计;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东南亚一起上,以几十亿人算。非要很远地看,不管细节,看清大局再说其他。

  “远看”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把观察者自己的好恶、价值评判等等隔离开来,不让这些凡人必有的主观因素情影响观察的客观性。经济观察比自然观察更为困难的地方,在于观察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会严重干扰观察过程。远一点,再远一点,就可能减少干扰。读到“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时候,觉得自己渺小。既然微不足道,清楚地知道自己怎样看也影响不了经济大势,看问题的客观程度就可以提高。

  “求简”也重要。经济现象本来复杂,做不到化繁为简,寸步难行。不少经济学家擅长在复杂中表现本领,动辄几十、几百、几千联立方程,不算到天昏地老不罢休。有因此得了诺奖的,但这一手将来有没有人问津,是大疑问。关键是这种办法自己的“投入产出”效率令人生疑,观察、分析经济的包袱太重。

  信息是人类的沉重负担,所以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法则是以简驭繁。以比较优势定律为例,多少年来在经济分析中屹立不倒,就是凭简单取胜——以关键产品和要素的相对生产率差别,就推断不同国家经济布局的不同和变化。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经济世界其实很简单。2002年美国一位专家调查中美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结论是存在30倍的差距。仅此一点,就知道世界产业布局还要大变。

  是的,几十倍的工薪差,使劳力廉价的经济具竞争优势。但是至少还有两点很重要。其一,如果劳动力素质(包括工作精神、技能和掌握的知识)过低,其价廉的优势要打折扣;其二,如果组织廉价劳力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制度成本过于昂贵,廉价劳力优势也无从发挥。中国在1978年时劳力比后来远为廉价,但那时在世界市场上根本看不到“Made in China”,原因就是廉劳优势被过低的生产率和高昂的制度费用抵消到尽。是改革开放大举降低了中国的制度费用,竞争力就蓄势待发。不过劳力素质的提高需要时日,在激励机制对头后,要等学习曲线的累计性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开始有看头。制造业领先也有据可循——率先开放的就是制造业,制度成本降的急速;金融和其他改革落后,表现落后顺理成章。

  这是一种看经济的办法。总共就用三个变量:生产要素的价、质及生产的制度费用。比较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公司与公司,都看这三个变量。要估计经济趋势吗?也看这三个变化趋势。为什么认为中国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就是与发达经济比,中国的要素之价依然很低,而质量的提高和制度费用的继续下降,皆有极大的余地。

  挑战是什么呢?全球格局因为中国而大变。今天走开放路线的可不仅仅只有中国。后起之秀已经开始发力:他们或拥有成本更低的要素,或经济素质在某方面有竞争力,而大肆改革降低制度费用的势头,很多不落当年中国之后。我们自己呢?生产要素(劳力、土地、环境、能源、原材料)之价因高速增长而开始急升,核心部门的改革一再拖延,如果技术和生产率进步的速度不足以抵消前两者,经济增长势头就可能转变。

  看清大势,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为评价各种建言和主张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我很欣赏陈志武教授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主张。历史上,多由居上升地位的经济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这在当今,不但有助于中国发挥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对坚持本国的改革开放有促进作用,可以帮助进一步降低制度费用,从而保持竞争力的持续。讲过了,未来中国的命运依赖核心部门的改革,既然以开放促改革是重要的经验,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就不仅具有对外的意义。

  也注意到李稻葵教授的见解,比如他点到了“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无效性”。如果稻葵的意思是,“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尚没有发挥主导作用”,那我就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作为进出口比重这么高的经济,能源价格与国际价格大幅度脱节,讲什么“资源利用效率”都是南辕北辙。不要误解,以为改变水、油、电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会提高要素之价,从而侵蚀中国的成本优势。错的。价格机制将遏制资源流向低生产率的地区、部门和行为主体,恰恰会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还是请读者来鉴赏本期的各家之言吧。岁末年初,是打量中国经济的恰当时候。既然大家都关心,不妨一起来横比竖比,远看近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会拨出特别的篇幅,记下当前中国的商业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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