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学的风向在西方管理大师们光环慢慢褪尽以后，中国的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正在走向成熟，问题的关键不是迷信大师的结束，而应该是在表面轰轰烈烈之后的重新学习和思考。中国海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树文教授说，中国的管理学已经是“墙内开发花墙外香”，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管理思想日渐显露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为管理学发展的新的源泉。
挥手告别大师
有这样一句话可以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管理学现状，“如果专业学的不是管理学，那么会非常迷茫，因为不知道管理学研究什么，但是如果您的专业是管理学，会更加迷茫，因为您不知道管理学会走向何方”。2004年6月，称得上是管理学的一个标志时间，这个月内，两位世界最知名的管理大师的来华，宣布了中国从已经持续了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管理学迷信的顶峰开始滑落。这两位大师，一位是世界著名竞争战略理论家迈克尔·波特，另一位是“世界第一CEO”杰克·韦尔奇。 “在管理学上面，如果说中国有些崇洋媚外，应该是不过分”，中国海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树文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化中国的管理学走进了这样一个误区，对管理学大师们顶礼膜拜的误区，“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迈克尔·波特，彼得·圣吉，在中国社会赢得了像之前的摇滚明星、甚至80年代的诗人一样的声誉，他们的著作在街头的报摊与学术性书店内都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新鲜概念涌入中国。 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是，1990年代是商人的时代，社会的能量被转移到制造财富的领域。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迅速推进的商业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商业机会的诱惑，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无助和困惑，于是，他们试图求助一个个来自先行地区的智者。
于是，“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价值链”、“组织再造”、“危机管理”、“执行”这样的名词不仅挂在那些新兴的商业阶层的口中，同样也是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所熟悉。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风行中华大地，连我们的在过去一年中也不断强调，要将6600万成员的组织发展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实际上我们目前见到的国外的思想，充其量来说是管理学的观点，或者理念”，王树文教授说，“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这些思想早就提出来了，不过西方学者们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可以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时间的、严谨的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最后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取得巨大的成功（影响）”。百年的摇摆从泰勒手拿跑表，对一个名叫施米特的铲装工人的操作进行分解试验开始算起，管理学的历程已经超过了100年。尽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经营企业、管理员工和造就绩效的惟一妙方。有人说，现代管理史仿佛一架钟摆，一时在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驱使下摆到一个极端，一时又被人本管理的手所牵动，摆向完全相反的另一端。泰勒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憎恨的对象，他们指责他的科学管理方法将工作“非人化”，并把管理变成了简单的衡量。泰勒的跑表彻底改变了员工和经理人员的工作生活。泰勒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20世纪早期的美国劳工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不善表达自己，对他们来说，严格规定的工作步骤是切实有用的。科学管理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总是在变化的。当劳动大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会开始在公司经营中拥有了发言权，泰勒的理论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人本管理初露端倪的迹象始于一本1965出版的书，名字叫做《优心管理》，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书中提出了“开明管理”的概念，并阐释了商业“协同”的思想。从那以后，泰勒的理论经受了重新评估，人本管理逐渐被普遍视为更先进的管理手段，它使管理者认识到，员工的创造力和个人能动性是一种远比统一性及服从性更重要的竞争资源。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在王树文看来，目前的中国企业界实际上更缺乏的是技术，而不是思想。她说，中国的企业运作，需要一种管理的操作方法，拿流程再造来说，目前我们的很多企业缺乏基础性管理，如果连泰勒的科学管理都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现在做流程再造，就成夹生饭了。 风向中国吹？尽管管理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是稍加观察您会发现，在众多管理大师中，鲜见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理论，也很少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管理大师。与此对应的是，目前的中国，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可以研究多个领域，除了管理。但一种越来越广泛的观点认为，东方文化对于现代管理理论正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现代管理学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百年间，名家迭出，流派纷呈，王树文教授说，而我们所谓的现代化管理，实际上就是照搬西方式的管理。直到现在，大学教育和MBA主要采用西方教材和教法。但近来，随着管理学的日益发展和理论体系日益复杂，西方人不得不到东方文化中来寻找灵感，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管理思想日渐显露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为管理学发展的新的源泉。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天人感应，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到孙子兵法、三国谋略，处处体现着东方的管理智慧。系统论等科学理论的提出，开启了东西方管理文化在互动中发展的新时代。1997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提出，最高的管理境界是没有管理的管理，直接契合了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彼得圣吉更是对东方文化推崇备至，称五项修炼之一“系统思考”渊源于中国文化。王树文教授说，管理学的“墙内开发花墙外香”屡屡可见，当年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在美国倍受冷落，而正是他帮助日本汽车、甚至是日本的制造业赶超了美国。中国现状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自己的管理理论，而是受到了冷落，她说，目前来看，中国自己的的管理学理论中，只有西安交通大学的“和谐管理”和她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李占祥教授的矛盾管理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影响。王树文说，实际上，对于东方管理的影响，我们仅仅知道西点军校一直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科，实际上“流程再造”、“追求卓越”、“执行力”、“危机管理”对于东方文化来说都不是新东西，我们的类似思想早就提出了。海尔总裁张瑞敏算得上是管理界的佼佼者。而王树文教授说，根据她对张的了解，张目前对于企业的认识、对于企业管理的理论，更多是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领会和学习了西方大师们的一些商业运作模式后，中国式的管理大师正在出场，他们用西方同行们同样的包装方式来包装自己的管理思想，例如《水煮三国》，尽管有些观点和运作开始可能是幼稚的，不过中国的大师们也许会逐步走向成熟。在历经百年，依然在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之间摇摆的管理学，我们期望她的下一个大发展会在东方文化中孕育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