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之道
硕大的花朵面前，长着翅膀的天使和长着尾巴的魔鬼并肩而立，但我们不难想像，他们眼中的世界该是怎样的千差万别。
面对正在进行中的宏观调控，有人把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当成是一次磨难，他们盼着早点儿捱过去；有人把这一次宏观调控当成是一次磨练，他们盼着能在这一轮胜出。磨难与磨练，消极与积极，同样的事物面前，选择天使的眼光，还是魔鬼的视野？
事实上，我们处于一个快速前行的时代，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中包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此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只是其中一个必须面对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本期封面文章与读者分析宏观调控期间企业的困窘之境，探讨优势企业的突围之策，并延伸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健康发展的话题，从理念(“道”)和实务操作(“术”)两个层面分享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之道。
经济让人困惑之处在于，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每一个现象，但是却不能有效地联系起来。同时，我们常常面对变化的环境，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中国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导致航运业趋暖？
去年年中，我问一个航运业的朋友，为什么航运市场趋暖？他回答说，他也困惑，最初的时候可以解释为是伊拉克战争，有那么一个战争溢价，但是很多航线同伊拉克无关，并且战争很快结束了。
随后，航运市场不再是趋暖，根本是酷热。国际散装货船波罗地海指数(BDI)去年最高达到了4700点，今年一度达到了5600点，现在也维持在4000点一线。而在过去10年间，指数从来就没有达到过2000点，2002年也不过900多点。
到今年年初，人们终于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火爆的房地产市场：目光放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房改释放了社会对住房的潜在需求，随后形成了社会消费偏好。同一时期的另一件事情是，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也为了提振当时已经放缓的经济增长，国家出台了一些国债项目。地方政府则形成了一个主导投资的思维。
地方政府很快将这两个问题联系了起来：依托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的环境，通过土地招标拍卖获得资金，随后是大规模的道路及市政设施投入，市政投入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又反过来推动房价的进一步上升。
大兴土木带动了相关产业。钢铁、水泥这些原本已经严重过剩的产品一下子又变得供不应求。
房地产是一个资本物，接受更高一些的原材料价格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于同样需要钢材但是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钢铁、水泥的生产能力在迅速增长，它们同时是高耗能的产业，这就使原本并不缺乏的电力成为一个严重的瓶颈。
进一步延伸这个产业链，背后就是高涨的资源价格，或者还有频发的矿井事故。前面提到的运费是其中一个环节，中国并非资源大国，资源需要外部解决，远洋航运是充分市场化和全球竞争的服务，那么中国因素最终完全改变了全球供求平衡。
有一个朋友，属于在房地产最热的阶段才投身到这一领域的，他们根本是没有经验，资金基本上依赖于当地的银行，项目本身也很小，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地方，但是确实在几个月之内，几个人操作的项目就获得上亿的利润。
这是一个缩影，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更侧重于资源密集型的领域。既然少数人支配了较多的社会财富，那么他们也能获得新增社会财富较多的份额。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增长同就业的相关性越来越弱。
延伸到消费市场，一方面小轿车是最热门的商品，许多人在过去几年变得富有；另一方面，虽然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很多商品价格仍然在下降，这对应于更多人疲软的消费能力。
新一轮经济过热的来龙去脉
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就没有推出举措来阻止经济过热的形成？
经济政策其实没有“好”、“坏”之分。每一个时期都有所侧重，所谓平衡是相对的，发展，然后是形成不平衡，经过调整又形成新的平衡。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国企脱困”，实际上强调的是大型国企。那么诸如钢铁、石化，也包括煤炭这些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上升，实际上是符合了预期。
在此之前，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一个小企业欺负大企业的问题。小企业可以利用不规范的劳动力用工，成本外部化，也就是环境污染，或者是产品本身的偷工减料形成的“优势”冲击市场，给大企业制造麻烦。大企业是政府税收重要的来源，大企业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现在的情况是，大企业获得利润变得越来越容易，政府也从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税收，反过来说，中小企业开始过多地承担这种利益上的调整。小企业不是无足轻重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
经济政策其实没有“好”、“坏”之分。每一个时期都有所侧重，所谓平衡是相对的，发展，然后是形成不平衡，经过调整又形成新的平衡。
大规模的道路及市政基础设施投入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政府主导投资，不可避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还是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的竞争力。新的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特征。
这也符合国有银行的愿望，向道路及市政基础设施放贷，既然存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因素，那么风险会小一些。即便存在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感觉上还是要比向企业放贷有信心一些。
这段时间对应于缺电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各地政府都强调，首先要保障的是居民用电。极端的例子是，浙江的义乌，就是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所在地，在长达半个月的高温期，完全停止向当地所有的工厂送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的思维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为什么就不能是居民牺牲一点儿，保障企业用电，保障税收？其实是隐含了一种趋势：从维护上游企业的利益转向维护下游企业的利益，维护大企业的利益转向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经济增长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经济增长同可持续发展协调起来。
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显然不是因为缺乏外汇，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多的外汇储备，也不是基于产业发展的角度，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太高，经济越来越多受到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现实原因是，我们需要出口来维系就业。这实际上暴露了脆弱性。
“重要的不是利用经济周期，重要的是不被经济周期干扰”
只有亲身经历一个周期，才能够理解周期的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在一家企业工作，这家企业1992年实现的盈利相当于实收资本的一半，而1993年则接近于实收资本，这当然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回报。
但是，有时候业绩只是一种幻象， 1994年的情况还算是过得去，1995年则掉到了大致收支平衡，从1996年开始出现亏损，连续几年的亏损，前期的超额利润都还给了市场。随后可以发现，企业丢掉的东西远比利润为多。
1992年和1993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也是一个方面。
然而对下游的企业，在最初的时候，上涨带来的影响却不一定是负面的。企业有库存，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后，库存的价值就需要重估。如果产品的销售价格没有变化，企业还可以倒卖原材料。
问题在于，企业在尝到最初的甜头之后就有了想法，既然原材料价格越来越高，那么企业库存就不是问题，库存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价值。随后是一个加速采购的过程，大额采购同时还可以获得价格折扣。
正如难以判断股市的起落，经济周期的起伏同样难以判断，过多的库存在原材料价格回落之后，显得异常滑稽。一段时间还不是问题，库存的账面价值也可以不调整，掩盖起来，但是最终还是会暴露。幸好当时企业还没有融资去做，不然就难以收场了。
更为关键的是，当企业觉得，既然存货价格的变动可以如此轻易地调整利润，其他方面就显得不重要了。
那个时期的企业其实面临很重要的两个市场趋势：一个是产业化，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企业仅仅是解决了一个产品定型的问题，并没有实现规模化，企业必须习惯于较低的价格和较多的数量。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开放式生产，企业需要更多利用于外部的零部件配套体系，社会化的规模降低了成本。
经济起伏产生的干扰使企业没有更好地去顺应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到了90年代后期，经营中遇到的不再是景气与否的困难，而根本是缺乏竞争力，那些已经完成了转型的企业常规的举动都被我们认为是咄咄逼人的。
重要的不是去利用经济周期，重要的是不被经济周期所干扰。企业本身是一个计划事物，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为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投资。那么周期对长期战略当然是有影响的，实际上企业经理人的工作是，竭尽全力去维系长期战略的贯彻。
周期对长期战略当然是有影响的，实际上企业经理人的工作是，竭尽全力去维系长期战略的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