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的宏观调控对企业的要求更高：那些只想凭歪门邪道“捞一票”的企业和不具素质的企业会慢慢死掉，那些有追求、想发展的企业才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从“百米跑”到“马拉松”
2005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沿着上年走出的新轨道运行：不仅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一些经济界人士评价，中国经济开始从注重赢得“百米赛跑”向力争在“马拉松”竞争中获胜转变。那么,企业的战略决策又要有什么转变呢？“铁本”启示：如何在调控中发展
回顾2004年的经济形势，铁本事件是不能回避的话题。笔者先后多次到江苏采访铁本事件，当地少数干部向记者表示了他们的委屈和担忧，如“撞在宏观调控的枪口上”、“杀一儆百”。随着宏观调控积极效应的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士表示，中国高层对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叫停，从国家利益和社会长远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一些经济专家说：“铁本事件查处以前，投资过热是叫而不停，铁本事件查处以后，投资过热一叫就停。”
笔者注意到，此轮宏观调控主要源于几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占主导地位；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为代表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三是粮食生产出现了滑坡迹象，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低到8614亿斤;四是滥用土地问题日益突现。“经营城市”的口号在很多地方的发展中演变成经营土地，上年一年占补平衡后，中国还净损失耕地3806万亩。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说，大量占用土地、粗放经营耕地，不仅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也是造成粮食大幅减产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家李义平教授说，仔细分析近一两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热潮的背后，就不难发现中国高层对铁本事件叫停以及为钢铁、水泥和电解铝降温是多么及时和必要。就像铁本事件一样，各地兴起的几大行业投资热的背后，恰恰反应了这些项目是建立在廉价的土地资源,牺牲环境资源,损害群众利益的基础上的。就是在很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靠银行贷款堆起来的项目，不少干部还认为都是好项目，有市场需求。此次投资扩张的重要成因，就是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体制性过热。
2004年4月以前，一些重要原材料价格猛涨，光钢材一项，浙江万向集团的生产成本增加了48%；宏观调控一出台，到五六月份钢材就大幅下降，目前涨幅已被控制住。2004年1—9月，万向的产值达到150亿余元，超过了上年全年。杭州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没有宏观调控，钢材和能源价格压不下来，这样的产值是肯定达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不是不让民企赚钱，而是改变赚钱方式，用更科学的办法，更多地赚钱。
一些企业家深有感触，每加强宏观调控一次，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秩序就规范一次，对企业的要求就提高一点，那些只想凭歪门邪道“捞一票”的企业和不具素质的企业就会慢慢死掉，给有追求、想发展的企业腾出发展空间。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不是“卡死”企业，而是“促活”企业。
铁本事件发生以后，“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成为江苏各级干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笔者在江苏采访了解到，因为投资项目的污染隐患不能消除，一项环境指标达不到国家标准，镇江市就“否决”了一个预计年产13万吨胶黏短绒纤维、投资2.7亿美元的外资项目。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王小广说:“新一轮调控不是单纯的紧缩，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重点是结构性的调整。”
投资需求的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前的宏观调控虽取得明显成效，但投资需求的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针对浙江民营企业的一份调查显示，2004年上半年，超过一半的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情况。大型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温州正泰集团仅一季度因缺电未能如期交货的合同值就达1.6亿元。与之相应，波及全国的能源紧缺又掀起了新一轮电力投资开发热。权威部门估计，目前全国违规建设的电站规模将超过8000多万千瓦。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仅去年一年签订投资协议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就超过50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半三峡，新建的电厂项目达21家。笔者在基层采访时明显地感觉到,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大多有着浓重的“赶超情结”：大规模举债搞城市建设，以求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而且存在着一个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规章制度，在某些人眼里成为了一种桎梏，是一种约束。于是“打擦边球”成了解放思想，逐步演变为“法律规定了，也要敢于突破”。因为有了业绩就能一俊遮百丑。
投资过热是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顽症之一。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分析指出，这一轮投资扩张有其客观原因：一是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提速、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是境外一些加工工业正向中国转移。城建等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带动了重工业的过快增长，反过来又拉动了钢铁等相关行业的投资，并进一步推动整个投资规模的扩张，形成部分行业需求过盛和产能过剩两种“泡沫”，而煤电油运新的“瓶颈”制约再度凸现。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会导致部分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多，最终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马拉松”与“百米跑”
2004年,依然旺盛的需求使房地产预期利润率在“打压声”中不退反进，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20%。房地产投资的“高烧不退”，又将刺激钢材、水泥等建材价格坚挺，使煤电油运等瓶颈效应更趋显著，促进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增加成本型价格上涨压力。
事实上，在这些投资行为的背后，凸显的正是深刻的体制问题。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投资活动缺少约束机制，即使正常市场条件下无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下，也变得有利可图。目前投资最热的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中，不少项目就是通过违规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正常条件下节省了30%—40%的投资成本。花银行的钱，建自己的项目，这些行业的投资岂能不热到发烧？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以往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不得不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如果不通过改革，削减政策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
很显然，投资项目这样的微观决策不能再回到层层行政审批的老路上去。中央政府的此番调控，让人们静下心来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更深层的问题。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毕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它的城市化、现代化，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跑”，发力过猛、速度过快，都会造成“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