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民股东 3月26日中午，初春暖融融的阳光泼洒进山东莱西市夏格庄镇苏家庄村。这个100户左右的村子和山东大多数村子并无二致，刚吃过午饭，村民们就早早下地劳作了，村子里静得只能偶尔听见小孩子的嬉闹声。
只是离村三百米左右的一座标示为“九联集团第十三养殖场”的现代化养鸡场透露了苏家庄村的与众不同。“听说村里有一个人一次就投入了30多万元入股建设这个养鸡场”，看样子不到30岁的付场长告诉记者。付介绍说，这个养殖场建于2003年5月，总投资大约在300万元左右，投资由两大部分组成：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联)作为发起人成立的肉鸡生产联合社居于控股地位，剩余股份由村里部分村民自愿参股。
养鸡场用地由九联向苏家庄村租借，租借年限和租金双方签订协约。“租金是每年付清，没有入股。”付介绍说入股原则是村民完全自愿，建鸡场时，谁如果觉得前景好，就可以投钱，投入多少也是自愿，1000元可以，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也可以。“我看好它的前景，所以自己就投了一万元入股。”付说。
目前，九联第十三养殖场一次可以养12万只肉鸡，规模在九联全部的养鸡场里算是规模偏小的，但是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却比较乐观。据介绍，2004年该养鸡场的投资分红比例达到18％，最低分红比例也不会低于15％。虽然分红比例一律由九联董事会确定，但是过去的两年间承诺给村民的投资回报率一律兑现了。
让花钱谨慎的农民放心地把钱交给九联的最好的理由是，村民的投资入股可以确定“旱涝保收”，单个养鸡场的经营状况和投资者的分红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如果苏庄村的养鸡场亏损了，我作为场长会被扣罚奖金，但是投资这家养鸡场的村民却照样有15％至18％的分红。对农民来说，已经很难找到像这样划算的投资了！”付说。
事实上，农民股东现在已经基本上遍及莱西市十几个乡镇。九联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公司＋合作联社＋农场(肉鸡养殖场)”。九联的操作手法(以一个肉鸡养殖场为例)也通常遵循同样的模式，即九联作为发起人出资成立肉鸡生产联合社，向本村(在需要建立肉鸡养殖场的行政村)村民及公司内部职工定向募股，以上两者为联合社总股本(九联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共同组建肉鸡养殖合作社(正式名称为九联第某某养殖场)。然后，由联合社向合作社投资，占65％的股份，基地所在村庄农民入股50万－75万元，占35％股份，所需流动资金由公司无息注入。合作社的肉鸡养殖由联合社统一管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由合作联社统一培训。为确保农民个人股本无风险，九联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分红率不低于18％。同时，村民入股三年以后，股权可以按照《公司法》要求转让给其他股东，公司则确保原价收购。
遵循上述模式，九联计划到2007年投资5亿元以上，建成总面积3平方公里的九联工业园。
三次进化 1988年，九联集团组建时的资产仅有14万元，到2004年九联已经实现销售收入14.9亿元，在这漫长的16年经营进化历史中，九联如同滚雪球一般悄然地膨胀演进。九联的创始人王振江则是九联这个雪球的直接滚动者。莱西人对王的普遍印象是：学历不高，但是会想敢干。王振江是莱西市牛溪埠镇后庄扶村人，他的第一份和农业无关的工作是在莱西市牛溪埠镇后庄扶村办砖瓦厂。1988年砖瓦厂停产以后，王振江和在砖瓦厂工作的同村其他村民随之失业。为寻找新的出路，王振江将砖瓦厂“废物利用”变成了养鸡场。到1994年，这家村办养鸡场资产达到300多万元。这时的王振江也初步积累了经营管理和市场经验。一位和九联打过交道的供货商这样描述王振江此时的职业角色：“他实际承包了这个养鸡场，每年向村委上交固定承包款以后，余下的收入全归自己。”
在这期间的九联依然是一只小蚂蚁，因为规模较小，效益很低，在市场上处处受制于人。王振江认识到，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主动，必须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实力。1995年，九联养鸡场改组为股份公司，经营方向也从自己养鸡变成只向农户提供鸡苗、兽药、饲料以及技术服务，并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确保农户每养一只鸡就可以获得的稳定的收益。“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此形成。“公司＋农户”模式不仅把分散的养殖户联合起来，间接扩大了九联养殖规模，还使九联拓宽了利润渠道，由过去主要靠收购成品鸡然后加工销售获益，变成通过向养殖户提供鸡苗、兽药和饲料等服务获取多个层面的利润。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九联又遇到了新的矛盾：一家一户的分散养殖，无法解决用药、防疫中存在的问题，难以达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同时，九联和农户并未完全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个别养殖户为自身利益考虑，在用药上违背公司规定，增加了企业的生产风险和其他农户的养殖风险。事实上，九联就曾发生过因农户偷购药品，导致药残超标被日本“封关”的严重事件。为此，九联决定把“公司＋农户”的模式推进到“公司＋农场”的经营模式，实施了工厂化、标准化的肉鸡饲养，以解决药残问题。
2003年以后，九联又把“公司＋农场”升级为“公司＋合作联社＋农场”的产业化模式，即组建肉鸡养殖合作联社，采取与农户合资入股的方式，在选定的村庄投资建场，租赁本村土地，吸收村民投资入股。仅2003年，九联模式就吸收农民入股2000万元，建成了23个肉食鸡养殖场，共228栋标准鸡舍，并且获得了中国商检局的认可。
超越“孙大午”？ 从“公司＋农户”模式逐渐演化到“公司＋合作联社＋农场”模式，九联每演进一步，就与另一家企业扩张模式靠得更近。这家企业就是2003年引起诸多争议的河北省大午集团。大午集团是一家民营的农业企业，由于向银行贷款遇到困难，就动员本企业职工及附近的乡镇村民将钱存在大午集团，用于企业经营。公开的资料表明，大午集团为此招收了代办员，设立代办点，在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
同样，九联在扩张过程中也曾遇到融资问题。在“公司＋农场”阶段，九联虽然解决了标准化生产和药残问题，保证了产品质量，但扩张所需的资金问题却没有解决。在“公司＋农场”模式下，九联的农场建设和管理费用巨大。建一个现代化养鸡大棚约需45万－50万元，一个养鸡场一般需6个大棚计算，至少需要投入270万元，在利润微薄靠规模取胜的农产品加工行业，这是一笔巨大的基建费用，而公司为加强对各养殖场的管理和确保各养殖场肉鸡药残和其他技术指标不超标，还要支付巨额基建、管理费用和检验检测费用，这无疑加重了九联的融资压力，又使得经营风险大大增加。另外，实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要求高素质的从业农民，又将绝大多数的农民拒之门外，工厂化养殖也很难推行下去。没有工厂化养殖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就难以拿到出口订单，没有订单就意味着死亡。
面对当时的窘迫之境，九联集团也曾设想过不同的融资路径，其中包括试图向银行借贷，但是手续繁杂，还贷压力巨大，资金额度也受到限制。另外的路径便是走上类似河北大午集团的道路，实行民间借贷，却要冒政策风险，而且还款压力并不比借银行借款小多少。诸多路径都无法走通以后，九联选择了更适合其经营模式的“第三条路”，即吸收农民闲散资金入股，双方合作建立养鸡场，这就是目前的“公司＋合作联社＋农场”模式。对于九联来说，这一模式虽然出让了部分股份，但是却为九联融到了资金，而且由于采用股份合作制，其实为九联减少了经营风险，也降低了融资成本，也间接避开了民间借贷的政策风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专家曾经就“孙大午(大午集团创办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发表看法认为，大午集团的融资途径虽然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其实却还有“柳暗花明之路”，那就是选择直接融资的路径。换言之，孙大午的乡亲们不是以贷款、而是以参股投资的方式为企业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亏损了，村民的投资也会遭遇亏损风险，相反如果企业盈利了，参与投资的村民也自然都能分享应得收益。事实上，这正是九联正在走的经营路径。
同样是吸收民间资本，九联集团和大午集团的结局却天壤之别：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在2003年10月底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九联模式却在2003年初青岛市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被确定在青岛市推广。如今，九联依然在不断地扩张其经营模式，在“公司＋合作联社＋农场”融资模式的推动下，宣称2006年销售收入要达到30亿元，2010年达到100亿元。
“九联要用5年时间，把公司驻地建设成一个新型小城镇。”王振江对九联模式充满自信。
九联集团称其独到的经营模式为：公司＋合作联社＋农场 ★九联集团作为发起人，出资成立肉鸡生产联合社。 ★寻找越来越多的适合建立肉鸡养殖场的行政村。
★联合社向该村的村民及公司内部职工定向募股，融取资金，九联处绝对控股地位。 ★共同组建一家肉鸡养殖合作社，正式名称则通常为九联第某某养殖场。 ★联合社向合作社投资，占65％股份，基地所在村庄农民入股50万－75万元，占35％股份。 ★合作社的肉鸡养殖由联合社统一管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由合作联社统一培训。 ★九联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分红率不低于18％。 ★村民入股三年后，股权可按照《公司法》要求转让给其他股东，公司则确保原价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