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1968年冬天初中毕业的。本应7月毕业，但时值“文革”，无所谓学制。甚至毕业都算不上。1965年上初中，1966年“文革”，勉强上了一年课，代数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就没了下次—那能叫初中毕业吗？然而我毕业了，毕业回家，回家去生产队（村）干活。记得那年冬天冷得格外狠，说撒尿成棍未免玄乎，但滴水成冰绝不含糊。没想到，比这更冷的冬天正在那里等我。 十五六岁的我白天挥舞尖镐刨冻粪，晚饭后摸黑去生产队队部的大筒屋子开批斗会—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批别人倒也罢了，问题是批的不是别人，批的是我爷爷，我亲爷爷。 准确说来，批的不止我爷爷。记得那天队部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坑坐满了人。正中间房梁吊着一个一百瓦灯泡，灯泡下放一张瘸腿桌子，桌旁坐着政治队长、贫协主任，要挨批的三个人在桌前站成一排。三人年龄都五六十岁，胸前都挂着一块小黑板，头上都戴尖顶纸糊高帽，黑板和高帽上用白粉笔或毛笔歪歪斜斜写着三人的名字（名字被大大打了个红×）。爷爷个头高，站中间，罪名写的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左侧谢二爷：“现行反革命分子”，右侧朱大爷：“国民党建军军长”。
批斗会开始前政治队长高声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念罢不知何故，小学没毕业的他居然足够流利地背了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批斗会先批我爷爷。红眼边贫协主任揭发说我爷爷枪法特准，曾一枪打下过两只野鸭子—“打鸭子都那么准，打人还能不准吗？快交待你打死过多少贫下中农！”爷爷分辩说自己只打野鸭不打人……“你还敢狡辩！还不认罪！”于是有人从后面按我爷爷的脖子叫他低头认罪。爷爷生性倔强，按一下，他挺一下，死活不肯低头。这当口，坐在我身后的从县城一中高中毕业回来的小伙子突然举起拳头高喊：“打倒林××！”没等我回过神，他又喊道“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很多人随着他举拳高喊。有人捅我让我举拳。我没举拳，攥拳低头不动。地主夸爷爷活干得好我是听爷爷说过的，但那和当地主还乡团团长是两回事…… 这就是我初中毕业回乡后上的第一堂课，我的“冬天”也由此开始了。再举个例子。家里八口人只父亲一人吃商品粮，剩下的都吃生产队毛粮。毛粮要用石碾石磨去掉外壳才能吃，为此要去生产队牵毛驴拉碾拉磨。驴少户多。为了抢先，我和弟弟后半夜不到三点就爬起来，踏着陷脚的积雪冒着针扎似的寒风，在满天星光下去一两里外的队部排号牵驴。但有时即使排在第一号也牵不回来—就因为我们是“地主还乡团团长”的孙子。看我们哥俩冻得什么似的白跑一趟，母亲心疼得直掉泪。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和我、大弟三人只好替驴拉磨推碾。磨还好一些，而石碾太重了，重得让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为人民服务》里的“重如泰山”之语。我和弟弟肩套麻绳弓腰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抱着碾杆推。随着我们沉重的脚步，泰山般的碾砣吱吱呀呀一圈圈转动，谷粒开始在石碾下窸窸窣窣呻吟，极不情愿地脱去外壳。更糟糕的是，碾房只是个“马架子”（房子框架）围了几捆秸秆和玉米秸，下雪时棚顶漏雪，刮风时四面透风。风大了，碾盘上的谷糠连同地下的灰和雪便打旋刮成一团，母子三人一时腾云驾雾，成了糠人、灰人、雪人。有老咳嗽病的母亲就更咳嗽了，单薄的棉衣下支起的瘦削的双肩痉挛一般颤抖不止。看得我心都碎了。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头毛驴和不透风的碾房。 这还不算，连起码的娱乐和尊严也被剥夺了。一次劳动间歇时我吹笛子解闷，红眼边贫协主任厉声喝道：别吹那玩艺儿！一位叫陶海河的中年人大概实在看不下眼了，对贫协主任说：“孩子吹个笛子你也不让，你这人也太过分了！”并不夸张地说，那句话是冬天里的冬天仅有的一丝温暖，一缕阳光。 爷爷后来活到八十岁，活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直到去世爷爷都没原谅欺负他的孙子的贫协主任，也没原谅就住我家后院的那位高喊打倒他的高中毕业生。“原先见面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一下子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吗？忒不像话！”不妨说，爷爷至死都没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 多少年过去了。贫协主任和那个高中生都已不在这个人世。陶海河还在，仍能下田干活。近几年每年回去都去他家串门，硬塞给他一个红包—多少算是感谢冬天里的冬天那丝温暖、那缕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