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法国小说家加缪在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一开篇就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
“断定了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学者刘小枫说。在他看来，一般的自杀是对暧昧世界的绝望，而诗人的自杀之所以让人震惊，是因为它发生在人的信念内部，是对世界所持态度的绝望。
那么，企业家呢？对于我们这个不断更新的商业社会来说，企业家的自杀意味着什么？2004年，让幸存下来的企业家心有余悸，但历史在2005年并不是不可能重演。企业家的自杀和自蹈险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中，信仰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贪婪的放纵和随意。在企业内外部所潜藏的种种风险，这“十重险地”，都在不断向企业家发出警示：熟悉和适应新的商业环境和规则，并保持谨慎和保守的作风是重要的。
同时，这些风险无一不在提醒着企业家：利润和财富并非是人生追求的惟一目标，贪婪是对贪婪者最大的惩戒。人生意义、社会责任和公众幸福才是能给企业家带来最大福祉和安慰的源泉。
必须有信仰，必须有敬畏。
企业家要消除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虚幻感觉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绝对性地迎来其拐点。在政经风云变幻中，企业家要从虚幻的“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感觉中走出来
文/袁卫东
一场企业大震荡再一次不请自来。质疑、指控、审判企业人物的风暴，席卷大陆，从中国广阔的边疆：内蒙古、新疆，到曾经领跑中国的珠三角，再到大陆企业国际化的通道——香港、新加坡。一批可谓知名的企业人物，在瞬间即被斩落光环，由“天使”转为“魔鬼”，沉沦而去。这样的企业大事件贯通了2004年的政经大交锋，并向未来延伸。这是自围绕2002年政经大变局以来，第二波以批量企业人物沉沦而引发的大震荡，两者只是在2003年SARS侵袭中国时，有一个小小的缓冲。
2005新年开篇，国家总理温家宝执手陕西铜川矿难的家属，黯然落泪。
各大媒体以大幅头版照片，逼真地再现了那一刻的悲情和哀伤。一夜之间，网上近万条留言涌现，为之动容，为之动情。正如，温因为农妇陆德明一句朴素的真话，推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清欠”运动，而陆由此入选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这些震撼人心的标志性场景，背后积累的是已经令人麻木的连绵不断的中国矿难，无数社会底层生命的消失和家庭悲剧，以及十年以来企业公开盛行的对民工拖欠“血汗工资”的“不义”。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在毁灭公众对本土企业公共价值的信心。
国家总理头戴安全帽，脚踏水靴，深入地底下上千米矿井，与满面灰尘的矿工们一起蹲着吃饺子，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镜头；它正在取代，1999年财富论坛中国国家领导人与海内外大企业领袖们执手联欢“财富盛宴”的经典镜头。
这是一个转折点。新政经力量从财富阶层缺乏底线的、肆无忌惮的企业活动中，获得了异常强大的民意归附。而这里也同样隐含着财富阶层遭受公众质疑、逆反，企业大震荡的社会秘密。
如果模仿克莱因在《变革者》中的口吻，描述公众对本土企业价值的心情，有一句话是逼真的：当“强盗资本家和政客们”，在这次“巨型的烧烤会”上对国家资源巧取豪夺时，人民在一旁不再沾沾自喜地观望。
以此为起点，探讨本土企业大震荡的根由，是一个恰当的开始。
接连而来的两波企业大震荡，首先是2002年以来中国大政经转向所牵动。
新世纪以降，以WTO、“十六大”为坐标和原动力的中国大政经的变化，在数年之间，发生了极其惊人的演变。新的政经力量登场之后，国家战略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倾覆和断裂。
在“胡温新政”明确提出均衡发展，以公平取向，致力于改变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时，以牵引跨国公司大规模入华、以鼓动本土企业让“财富充分涌流”、以庞大农村劳动力为廉价劳力、以低成本为竞争力优势的“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的经济路向，出现了新的变局。
一个中国式的“镀金时代”实际上正在终结。
但在2002年的某一个时刻，中国企业和财富阶层过分乐观地估计了未来的形势。20年以来，擅长于从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寻找企业价值的人们，似乎听到了太多好消息。
其领袖人物声称终于看到了海图。因为，他们倾听到“十六大”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有三个“第一次”：“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被视之为“执政党”主动扫清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政策的障碍，而倍受传诵。
而在 “让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的号召鼓舞之下，在“执政党”前所未有地发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治邀请书之后，企业家们或许以为在一个不经过社会、政治更大变革，同时跻身财富与权力的盛宴，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机已然到来。
笔者曾如此描述当时中国企业家们的心情：“他们意气风发，目标远大，直视前方，似乎与这个国家正在崛起的速度完全匹配……”
这种进入“舞台”中央的感觉，一方面，让一批大企业纷纷发出建立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宣言，国际化成为标杆；另一方面，潜行十年的“企业改制”公开盛行，并购国企、MBO大行其道，所谓在“国退民进”的财富盛宴中狂欢。
但20年来没有底线的经济增长，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代价，终于逆反为一场历史运动；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地火，终于被2004年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以一场贯通中国政经界、学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引爆。郎咸平事件，以批判海尔、TCL、德隆等一度为标杆的改制国企和民企大企业，进而聚焦民意，对十年以来以“产权改革”为旗的国企改革，提出质疑，民企和改制国企，成为盗窃、瓜分国民财富的罪魁祸首。所谓，“狼来了，郎也来了”。
与郎咸平事件在高端冲击20年以来的企业制度变革设计并行的是，在社会底层做出的新选择；而诞生的新运动——民工荒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珠三角这些20年来经济领跑区域，出现与当年“民工潮”相悖的新现象，既是对胡温新政以“中央一号”文件来恢复对农村利益重视的反应，也是对20年来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的民间指证。那些以极其廉价的民工、以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和漠视、以庞大的弱势社会阶层分担痛苦的增长之路，最终被动摇。
当新的政经力量，以公平为旗，着力修复严重失衡的社会关系时，其再次从财富阶层缺乏底线的企业活动中，获得了强大的民意的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本土企业阶层及其价值认同，却从来没有如此低落。
正如笔者在《制造一个谈判的方桌》中观察到，“国退民进”中那些民企的扩张冲动，在公众的目光中，变为对国民财富的抢夺，失去了“中国梦”的气质；而本土企业阶层“做大”，奉行的过度“机会主义”，与谙熟的官商勾兑，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公平规则的坚持不懈的追求……这样的财富积累，最终摧毁了1980年代起以“变革者”面目建立起来的对这个阶层的社会认同。这不仅让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真正的战略，也不能在中国内部赢得一场决定意义的权利平等。他们通过潜规则所寻找到的产业和财富空间，一旦遇到风波就彻底倾覆。他们在国内渐进变革中，越来越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权利……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迟缓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所谓秉持正义的媒体和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抑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一场中国企业价值的塌陷，一场企业人物的沉沦，便同时到来。
这不仅左右了一批大企业的命运，而且已关涉中国国家战略与本土企业战略的严重冲突。
从更广阔时代视野来看，这些事件对未来均具有指标意义。
它们是在新政经力量登台后，为了加强对中国主流政经局面控制与“宏观调控”聚合，又一波实质上有利于国家力量加强的社会运动；它实际上消解了20年来一直以产权改革为旗对国家力量掌控政经秩序的改革压力，以寻求改革“公正”的社会潮流，反倒加强了国家掌控政经秩序的力量，并且在20年来第一次，取得主流意识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十六大以来，以国资委整编“国有资产”的安排，意外获得强大的社会民意基础，在李荣融主政之下，重新整编大国企的国家战略，必将演变为大国企的崛起，这已经成为这个国家重大的政经现象。它必将演化为强势的国家垄断资本，产业资本。
随着宏观调控的威压，对于民企重型化的批判，科学发展观、“绿色社会主义”的流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0年来成长起来的民间资本再想染指这些垄断产业的机会，会更加渺茫。
在这一场指向未来命运的交锋中，正准备雄心勃勃进入舞台中央的本土企业阶层，意外失落了“国家英雄”的角色，他们再一次小心翼翼，抬起头来，倾听政治人物传来的声音，观望下一个十年的运程。
这些事件，以一个巨变时代的重大交锋而拉开帷幕，以凸现中国未来政经秩序的前夜而刻下尺度。这些重大的交锋，以及20年来中国以产权改革为旗所进行的民营化遭遇的逆反，都在标示着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绝对性地迎来其拐点，反而与迟滞的政治改革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艰难了，或者说在中国内部产生真正现代“合作秩序”的进程有些反复。
曾经与中国改革史相生相伴，演绎自己价值的本土企业阶层，难免在这样巨大的政经转向中被大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