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鼎钧，4部回忆录共写了17年，这位一生经历和文学成就都不同凡响的大作家，人在异国，回忆之笔从大陆一路追索到台湾—《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写内战遭遇；在台湾生活30年，由于头绪纷繁，只好单单截取“文学”，《文学江湖》以个人的卖文生涯为主线，展示台湾社会的人文年轮。 为什么写：“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 王鼎钧先生从未间断的写作生涯超过60年，1975年到1976年，励志散文“人生三书”（ 《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 ）风靡宝岛，累计发行50万套。接着，他写出“以有情之眼，看无情人生”的抒情散文集《情人眼》，带自传性质的散文集《碎琉璃》（在大陆广受赞誉的《红头绳儿》、《一方阳光》便出自这个集子），成为无可争议的散文大家。上世纪90年代，他在纽约创作抒写中国人生死流转的《左心房漩涡》，奠定了大师地位。即使就此封笔，他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可是，他再接再厉，以回忆录系列铺开了更加广阔、瑰丽的文学天地。 王鼎钧说，他幼时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效颦”之心，后来读到胡适“小人物写自传”的主张，受到更大的鼓舞，决心动笔。“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 不过，无论古今中外，许多人的自传掺假。王鼎钧说过：“成功的人不肯吐真言。”不说刻意掩盖以欺世盗名的，不说因记忆或者顾忌、禁忌而遗漏、隐瞒、歪曲的，即使是诚实者、畅所欲言者，也会因“太执著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使精彩减分。有鉴于此，王鼎钧宣称：我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 。 怎么写：“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 从四部回忆录的写作历程，可见作者的严谨与洞达。第三部《关山夺路》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四年国共内战。由于大环境变化极大，血火人间充满他称为“精彩人生”的三个要素—对照、危机、冲突。围绕这个“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大变局，该怎么写？王鼎钧不愿意按任何官方的标准运笔，“我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 为了写作回忆录，王鼎钧竭尽所能地收集史料。他14岁离家、离乡，24岁离开大陆，从此没有回去过，“疏离失根的感觉已非一日，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给大陆亲友通信达数千封之多，单为查请国立二十二中流亡师生的下落，就费尽心机。他说，“写信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有些不重要的资料，比如1947年由东北书局出版的《东北蒋管区真相》，也要托人复印。书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每一处都有充足的证据。2012年9月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王鼎钧《度有涯日记》中，1996年7月31日记载：“仔细思考回忆录第三册怎么写。—我必须能超出本身的利害看自己的遭遇，如果不能，我等候自己进步。为了唤起回忆，核对人名地名时间，查出有关数字，我买了大约五百本书，约一百本与内战有关，另外每周至少一天去‘坐’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并且向中国大陆搜寻幸存的关系人，与他们通信。找资料像酒瘾烟瘾，总要超过‘必要’才愉快。” 如果仅仅做到“史料翔实”，那只是学究的境界。下一步是沉淀，思考，取舍，升华，千锤百炼。在出版第二部《怒目少年》以后，第三部《关山夺路》耗时10年，《文学江湖》花了4年，他说:“我就像画油画，一面画一面修改，有时找到新资料，要改动，有时换句法，调整浓淡疏密。因为牵发动体，有时为了加一段，要修改全篇。”《文学江湖》由于遭遇最复杂、撞击力最大，因而是最难写的一部。王鼎钧说:“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言下又不免苍凉:“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自焚的过程。”对于王鼎钧这样的写作状态（“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台湾著名作家、为王鼎钧印行著作30种的尔雅出版社老板隐地先生称之为：“使用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写什么：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 研究王鼎钧的专家杨传珍指出：四部回忆录“不仅是王鼎钧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王鼎钧回忆录的偏爱，而是通过与上百部中外文学大家的回忆录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王鼎钧的回忆录，正面表现的是上世纪中段五十年的个人经历，折射的却是传统蜕变、对日抗战、三年内战和台湾岁月的历史。由于命运的安排，那些个人所历所思，连通着‘正史’的中枢神经，‘个别’的切片，蕴涵着民族精神走向的信息。王鼎钧以他超拔的宗教情怀，咀嚼个我亲历，思考家国与人类的未来，记下的是青铜般的史实，面对的是世道人心。王鼎钧在写作回忆录之前，表达能力已入化境，用文字记录头脑中的构思，毫不折损。更重要的，此时的王鼎钧，正值写作盛年，以几十年修炼出的审美理想，穿越历史，在传统与现代、文学与历史、匡时济世与终极关怀的交汇点上，用大手笔表现大时代。这样厚重与美善的作品，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为数不多。” 四册巨著包罗万象，精彩万状，且随手举例： 书中这样表现作者的人生“拐点”：《关山夺路》写到1949年5月国军从上海溃退的场面。“船离码头还有三四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勾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一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在《文学江湖》的开头，写的也是这条船。作者抵达台湾基隆的码头，上岸以后，军方在码头上摆好一行办公桌，为这批官兵办理入境登记。“我趁机会向他们讨几张十行纸，他们一张张地给，我一张张地讨。”在码头上等候时，“有一件事必须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基隆码头很清静，我随身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办理入境登记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来的几张十行纸，正好派上用场。—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病人，可是我居然写出来到台湾以后的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记写了什么，写完，随手化了个笔名，去找邮局，那时邮局有个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一瓶浆糊。我用十行纸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写的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出去，像个小偷逃出来。” 书中这样表现万花筒般的人间：在《昨天的云》里，家乡的模范县长范筑先离任，乡民自发送行：“香案上有两杯酒。范氏站立桌前，端起右边的一杯，—右边是宾位，—酒洒于地。就这样，一桌又一桌。兰陵本来就满街酒香，这天更是熏人欲醉。随员取出范氏名片放在桌上，把主人摆在桌上的名片取回来，放进手里的拜盒。就这样，鞭炮声中，范氏一桌接一桌受礼。临之以往，一丝不苟。” 在《怒目少年》中，少年王鼎钧在流亡途中生了毒疮，幸亏一护士替他排脓换药。往下，叙述护士的身世，她本来和未婚夫同是流亡学生，为了支持爱人攻读博士学位，自己外出工作，赚微薄的薪水。“我们渐渐发现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以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以后的台北，“社会进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脸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然产生美女，台北街头多丽人，艳阳天，柏油路，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比她们的姐姐姑姑当年漂亮，布料纺织染色进步，人要衣装，家庭讲究营养，饮食造人，只见血色艳丽，明眸皓齿，玉腿修长，上面再也没有蚊虫叮咬的创痕，‘红豆冰棒’一词从此消失。” 书中这样刻画人物：“胡适提倡白话文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当过国民党“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立法院长”的张道藩，被王鼎钧称为“文学路上的贵人”。“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他。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有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来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后来诗人忆述，“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地数给我’。” 书中警句俯拾皆是，王鼎钧在台湾文坛，有“写格言的汉子”的美誉。打开回忆录，会惊喜地发现，从叙事不经意地导出的警策之句，其丰富和深刻，同类中文书籍中难有比肩的。光看《怒目少年》里“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这一节：“有知识，没有毅力，结果知识没有用处。”“任何一种共同点（无法避免的共同）都能生出‘大我’的感情，即使是某种隐疾。”“人生在世，什么权利都有人放弃，什么好路都有人懒得走，如果你命好，旁边会有个人喊着你，推着你，把权利硬塞进你的怀里。通常这个人是老师，所以失学是一种不幸。”“惊世骇俗的事也要有人做，那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的事，不是教育家的事。”“没有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社会上减少许多问题—表面上问题少些，潜伏的问题多些。有了女权运动、民权运动，表面上的问题多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少些。”“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第一阵回声 回忆录系列出版不到一个月，已在大陆读书界引起不小反响。一位在广州传媒界供职的年轻读者元旦那天在发给我的电邮中写道：“我刚出差回来，途中读了他两卷回忆录，深受触动，一言以蔽之，是史诗。百年以来绝不能忽视的国难史、精神史，虽然切口是这样的小。太深刻了！太有技巧，亦太有思想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您能代为转致否？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后辈的敬意。不敢替其他读者感谢，表达这份敬意，虽然这份精神材料必定会被更多的后辈阅读。”我把这封电邮转给王鼎钧先生，敬爱的鼎公次日回复：“××先生的信，是我年头岁尾难忘的佳音。信中评述，明朗透彻，使我如见青天。回忆写作时，心中默默与大陆父老兄弟姊妹对话，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环境历史记忆完全不同的人。××先生的答案使我兴奋感激。文字因缘，难得易失，愿谨慎保持。并祝新春百事如意。” 原来，当今作家中，极少有人像这位著作超过40部的资深作家一般，把“读者”置于无比崇高的地位。《关山夺路》出版后，王鼎钧先生在纽约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群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到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要看到用血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乡愁迟早退出生活” 有读者问，回忆录只写到台湾时期，那以后呢？从1978年起至今，是王鼎钧先生的“美国时期”，也是他的写作黄金期，被誉为“中国神曲”的散文集《左心房漩涡》、《碎琉璃》、中国人情世故集大成的《随缘破密》、《心灵与宗教信仰》、《有诗》、《活到老，真好》、《葡萄熟了》等等，都产生在号称“大苹果”的美国第一都会纽约。2012年，他出版了散文、杂文结集《落花流水杳然去》和《度有涯日记》，今年春天，还将在大陆推出《古文观止演义》。 目前，王鼎钧夫妻生活在纽约法拉盛区162街一栋外观并不起眼，但后院摆满夫人自制盆栽的小洋房里。楼上是书房，主人天天按照老习惯，“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对着屏幕，用手写板写作；楼下的客厅，多年来充当纽约“九九读书会”的课堂。每周星期一的晚间，鼎公免费给有志于写作的学员们上课。有一次，作家龙应台到访，带来一款有机食品果仁饼干。这盒饼干成了第三期学员第一堂课结束后的点心。课后吃点“宵夜”的“传统” 多年不变，无偿提供食物的是贤惠的女主人。 1月19日，王鼎钧先生把刚刚完成的随笔发来，其中一篇叫《你可能误解乡愁》，结尾道：“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决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这就是88岁巨匠的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