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魏永康的悲情故事,通过央视<<新闻调查>>的传播,引来世人一片唏嘘。一时间,他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了一个只会读书而生活却不能自理的“废人”。他那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则被视为将其“致残”的“罪魁祸首”。
然而,笔者却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魏永康并不是一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偏才”,而是一个有着超常思维模式和特异生活习惯的“天才”。如果社会能够对他更加宽容和关爱一些,他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魏永康的实际表现:从中科院辍学回家后,由于不堪忍受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他离家出走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仅凭500元钱(实际只化了200多元),便驰骋近半个中国,游历了16个城市!试问,他所表现出的生活自理能力(低耗生存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周密计划能力、快速转移能力),除了美国大片中的特种兵外,又有谁人可及?甚至把他冬天穿着衬衣拖鞋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的浪漫之举也说成了“低能”的表现。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在零下30度光着身子跳到冰水里的冬泳者无疑是疯子!
有着超常天赋的魏永康,没有遵循世俗的生活习惯,没有学会庸俗社会中人情世故,他的思维和精力完全沉浸在独有的奇幻世界中,而对于人类最原始的吃喝拉撒本能却保持着自然状态,这难道是他的罪过吗?如果世人都用这种指责来苛求一个旷世奇才,那么人类的文明史上就不会有爱因斯坦,也不会有陈景润。因为爱因斯坦经常蓬头垢面地走在人行道上,还弱智似的拿着手杖一格一格地数路边的栅栏,更“孰不可忍”的是,他居然穿着短裤拖鞋出席宴会,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诗的背后打草稿,把一千美圆支票当作书签乱夹结果弄丢了,甚至忘了自己的家只好打电话到家里问自己住在哪里!而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也是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甚至连路都走不好竟然撞到电线杆子上。当有人建议爱因斯坦去竞选以色列总统时,他的回答是:“我对自然界还知道一点点,可是对于社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请问,魏永康的表现不也是“我对读书还知道一点点,可是对于社会生活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我们能够把爱因斯坦的怪异犯傻看作有趣,把陈景润的失神撞杆看作痴迷,为什么却要嘲笑和批评魏永康呢?
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盛宴》中,讲述了一群“天才的疯子”在尚未被世人接纳前夕种种离经叛道的怪诞故事。他们的行为在世人看来虽然有些荒诞不经,但他们最终成为20世纪初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呐喊者和开创人。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诋毁的。为此,达恩·弗兰克在书中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之中,理智的庸人和“天才的疯子”相比,只是大树底下一群庸庸碌碌的蝼蚁。
同样,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精神,也孕育了奠定中国现代文明思想体系基石的一群伟人。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就深刻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怪诞)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怪诞)故事。在那个环境里,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然而正是他们铸就了现代中国的精神与灵魂。对此,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余杰先生深表认同,并引用密勒的名言来警醒世人:“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那么,到底是谁在扼杀神童魏永康?中国自古以来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墙倒众人推。假如魏永康成名在先,那么他所有的怪僻都将成为与众不同的天才特征并为人们津津乐道。不幸的是,他在还只是个学生,还没有拿出“1+1=2“之类的科研成果前,意外地遇上了最倒霉的一件事。结果被大做文章,在口诛笔伐中退化为只会读书不懂生活的怪人,被迫中止学习生涯。
最关键的,大家注意到了魏永康退学的背景和原因吗?他是在非典期间,学校到学生宿舍开展专项检查时,因为“不讲个人卫生”,被处以一个学生的极刑――“勒令退学”! 如果在平时,不讲个人卫生绝对不会成为剥夺学生学习权力的理由(就像北京大学当初认为没有理由让最近杀人的安然退学一样)。2000年中科院没有因为魏永康的怪僻低能而拒绝他硕博连读,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中科院也没有因为魏永康不讲个人卫生而劝其退学。但是,2003年春天,可怕的非典来了。一切的行为都蒙上了政治色彩。可以想象,当时的中科院像其他高校一样,为了阻击非典,出台了多么严厉的政策(很可能就包括不讲个人卫生严重者勒令退学之类的极刑)。而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书呆子魏永康,肯定没有审时度势暂时收敛他那随性懒散的生活模式,结果撞在了枪口上,被卫生检查组逮个正着,立刻成为反面典型课以极刑。虽然他是17岁破格录取的神童,虽然中科院曾经因为他是神童而在近3年的时间里一直原谅着他不讲个人卫生的陋习。然而,在残酷的非典时期,决不会有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继续宽容一个有“脏僻”的神童,哪怕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在灾难般恐怖的非典时期,不少官员因为阻击非典不力而被解职,作为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这很正常,也符合做官的游戏规则。但是,魏永康还只是一个年仅20岁,正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青年,他凭着超群的智力,在公平竞争中获得了硕博连读的机会,最后却因为在非典期间个人卫生问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那些因为阶段性政治运动而中止做官生涯的人,后来也得到了宽恕,重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而作为不应该承担太多社会责任的一介书生,魏永康在事后不仅没有恢复学籍,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而且还要把他作为反面教材通过各种媒体来大肆渲染,让他在孤独的角落里背负世人的苛责,承受社会的巨大压力。试问:中科院的人文精神何在?我们时代的良知何在?在强调法治和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什么没有人为学生的读书权说话?为什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呼声总是纸上谈兵。天才魏永康,一个非典时期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悲剧?谁扼杀了他那渴望萌芽的慧根?让所有亲历或知道这个故事的人都来叩问自己的灵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