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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存在于思想中千百年来，一种对财富本质的谬见常常发生。财富总是被看成一种可以计算的实物：这种实物应该抓住和紧握，应该保留和积聚，应该测量、盘点、增加和独占。在帝国主义时代，财富被想象成疆土和可以夺取它的军队；在重商主义时代，财富被视为是通过贸易赢余所得到的块块金砖。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人们都对珍奇玩物以及房地产垂涎三尺。在现代社会中，能源和战略矿产很明显是宝中之宝。 不少人屡屡唱起这种陈词滥调：财富是物质的，有限的，可以搜集和确定，可以计量和入账，越用越少，终将枯竭。富国富民之道便是找到某种珍贵物资而保存之。随着其数量由于耗用而日趋减少，其价格必将不断上升。正是基于这一奇想，阿拉伯的领袖们几乎使世界陷入穷困，也几乎毁灭了他们自己的未来。阿拉伯产油国的教训 对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来说，上天赐予了它们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埋藏在它们国土之下的石油只需一转手便可化为滚滚的金钱。但听起来似乎荒诞、事实上却无可争辩的是：恰恰是地下蕴藏着的丰富的资源，成了这些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整以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的最大障碍。从开采和出口石油获得的巨大财富有一种灾难性的倾向：它们都被用于奢侈的消费或者流入国外的账户，而不是使本国的经济多样化。 如果没有了从石油生意中获得的源源不断的大笔收入，这些国家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对它们来说石油绝不是像德国的汽车或日本的家电那样仅仅是一种有名的出口产品。这些国家仍然尊奉抗危机能力极差的单一经济模式，除了作为原材料的石油，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卖。 例如，在阿曼除石油工业之外最大的企业是一家生产沙发靠垫的皮革厂，其产品完全是为满足国内需求。尽管阿曼政府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在2020年让这个沙漠国家的经济摆脱依赖石油出口，但事实上它的状况却没有任何变化。科威特多年来一直用从石油生意中获得的巨额利润在世界各地投资，但却很少在自己国内发展项目。这个国家除了肥胖人口比例比其他国家都高以外，没有一项经济数据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放眼中东以外的产油国，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文莱——按居民人口平均计算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除石油业以外最大的企业是一家游乐场。而作为中东之外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南美的委内瑞拉近年危机不断，完全错过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机会。 无论是这些产油国的石油公司，还是它们的外国业务伙伴，都对产油国内出现新的市场和产业部门不感兴趣，因为那会使已有的石油业的影响力遭到削弱。而劳工市场显然也缺乏发展其他经济部门的动力。在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钻台和输油管道工作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多数都是外国人。他们往往只在该国短期工作几年，把收入的大部分都汇回老家，根本就不想在客居国长期生活并在其他经济领域工作下去。 单靠卖石油获得的巨额收入并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富强。对于原材料出口国存在一个典型问题：在好的年代似乎没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而在不好的年代又没有力量进行改革。头脑国家与躯干国家 与阿拉伯国家形成反证的是芬兰。这个北欧小国原来也是靠原材料吃饭的——它利用自己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木业，很多世纪以来，该产业被比作芬兰的金矿。然而，凭借对新事物的开放意识，以及强烈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这个过去总是依靠造纸业维持生计的国家，突然间变成了高技术领域的世界领袖。 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都有力地证明：财富并不主要存在于物质之中，而是存在于思想之中，即存在于各种主意及其实施之中——正是它们使在无知的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变为有价值的东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通信业、电子和电气设备业、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等与信息技术相关产业中的企业，已占有全球500强中规模与获利最大的份额。 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业，其发展也已经日益离不开信息与知识。“中国制造”的呼声现在很响亮，制造业占国内ＧＤＰ的比例相当大，各部门门类也非常齐全，分工很细，产能很高。无奈产业竞争能力低下，使中国离世界真正的制造业中心还相去甚远。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钢产量上赶超英美等西方国家。半个世纪后，我们的钢产量的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美国最好的小钢铁厂能以少得多的工人生产中国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不仅质量更好，效益也更高。当然，一座小钢铁厂不必实施综合性的钢铁企业中劳动最密集的程序，如熔炼铁矿石以获取铁。但是，综合性的钢铁企业和小钢铁厂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生产过程，而在于生产者。小钢铁厂的工人不是蓝领工人，他们是知识工作者。钢铁生产以往需要的是体力和技能，现在需要的是知识：有关生产过程、化学、冶金学、计算机操作的知识。被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解雇的工人到美国的小钢铁厂工作能适应吗？小钢铁厂是完全围绕信息而不是高温组织的钢铁厂。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指出，21世纪是讲究高价值的年代，那些取得成功的制造业公司，往往是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从高产量转向高价值的公司。看看今天的世界经营活动中，哪些是正在创造高价值的企业：在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主要地区，钢铁业中发展最快、最能赚钱的，不再是生产大量钢锭的拥有上万名雇员的庞大的联合工厂，而是生产特种钢的小厂，这些特种钢包括为特种用途汽车、卡车和设备而生产的耐蚀钢；可以用于压铸曲柄轴中的轻型和精密平衡部件及引擎中的高压力部件的铁粉；用于飞机的涡轮和压缩机圆盘、垫片、封口和其他耐高温元件的由钢与硅、镍或钴合成的合金（麦道公司购买的单价为5万美元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就是用17种不同材料组成的合金）。在塑料方面，高收益不再来自聚苯乙烯这样大批量生产的基本聚合物，而是来自用独特的分子化合方法生产的特种聚合物，它能经受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温度，可以铸成复杂的部件（如蜂窝式电话或计算机中的部件）。化工业的最大利润来自为特定工业用途而设计和生产的化学制品。最能赢利的纺织业是为汽车、办公室设备、防雨装置和墙面生产的特种漆布和精制布（《国家的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公司日益围绕信息和知识组织生产。今天，一辆普通小汽车中包含的信息技术的价值已经高于其所用钢铁的价值。即使是家庭用品，如微波炉和电冰箱，也包含了大量电子知识，使消费者得以享受它们的功能。德鲁克总结说，过去40年里，无论什么传统产业得以成长壮大，都是因为它们围绕知识和信息进行了重组。 反观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非常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企业发展陷入简单的再生产过程，无力开拓新产品，产品质量无法提高，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制造业的基本材料已转化为知识的情况下，不提倡知识经济，中国制造业的前途何在？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个国家如果拥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工作者，就能轻易地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和高质量（德鲁克语）。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而在这两类国家之间，将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