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人民银行法》赋予央行的法定职责的重中之重就是货币政策，甚至可以说，这是央行的最重要职能。十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争议之处颇多。 为遏制2007年前后出现的投资过热，央行重新启用了信贷规模控制这一手段，这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手段在被抛弃不到十年之后又重新回炉。对理论上已经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中国银行业而言，信贷规模控制所带来的政策瓶颈成为遏制其展开充分竞争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工具还没有退出的迹象。无论是不是现实调控需要，信贷规模控制都延缓了中国银行业迈向市场化的步伐。 不过，这一政策不久就遭遇了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完成了从年初的从紧到宽松华丽转身。遏制投资过热的信贷规模控制在“大投入”的背景下成为了摆设。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银行业的海量信贷投放在2008年并没有受到信贷规模控制的影响。相反，一再调高的控制规模指标暗示银行业应当积极投放信贷。 这也体现出中国货币政策的机会主义特征。基本上，央行为下年度的货币政策定调大多是“适度从紧”，而在实施当中，这个具有无比弹性的词汇最终却可以为任何政策背书。假如将上年底或者当年初的“适度从紧”真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就无法看清中国货币政策的玄妙之处了。 人民银行是一个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地位并不高于其他部委，这就先天决定了它并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所谓央行独立性。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央行与其他部门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也就无法自如地实施各种货币政策措施。 虽然央行法定职责的首选目标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置于其后的经济增长目标却往往凌驾于前，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增长冲动经常与币值稳定这一政策目标相冲突。并不强势的央行既没有能力阻挡其他地区和部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冲销其保持币值稳定的政策效果，更没有完全不配合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可能性。一直都特别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种矛盾，必须承认，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时候会对人民币币值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在种种掣肘中，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并不乐观，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蔓延于货币政策当中。基本上可以说，十年来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能力上并没有太大的提高，缺乏创新手段和长远目光。救火队员般的做派很难让人产生稳定的通胀预期，三两年就重新出现一次的高物价增长强化了市场对人民币会不断对内贬值的看法，这无疑是央行引导稳定通胀预期目标的尴尬之处。 这种尴尬一方面是缘于体制上形成的外部压力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央行自身职能转型和改革滞后的阵痛。 银行业的监管职能剥离之后，被强化的货币政策职能需要一个相应的内部结构来支持。但让人费解的是，起始于银行改革初期的央行分支行大区分行制度却有走向终结的趋势。致力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削弱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执行干扰的大区分行制度无论在实际中有怎样的不适应，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项有卓越眼光的改革举措。仅仅是因为现实中操作上的诸多困难，就淡化甚至削弱乃至取消大区分行制度都说不上是明智之举，而且，现实中的很多操作性困难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尽管现在大区分行的牌子依然保留，但除了人事权之外，大区分行制度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回归属地管理体制的央行分支机构受地方政府影响日渐加深。 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手段创新和职能定位不清，央行的分支行曾一度沉湎于所谓的调研兴行，大范围大面积地组织各种超出自己职能范围的调研活动，这种定位不清的行为很容易招致其他部门不满。加上其他有争议的内部改革措施，央行员工的士气普遍受到了影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货币政策在各地的执行力度。 在内外环境的共同掣肘下，从根本上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是存疑的。由于近十年来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方法和执行能力上缺乏明显进步，央行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大财政小央行的格局若隐若现，多数情况下，财政政策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这种局面并不让人乐见。未来的改革，正要从此路径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