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问题是保罗·大卫在解释惯常的字版文字组织是怎样变得标准化和固定化时提出的。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可能不比放弃的另一种技术路线更为有效,它也会持续到最终。 阿瑟创造性地发展了保罗,大卫的这个思想,并系统地阐发了技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观点。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事件如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把阿瑟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是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第二,制度变迁不同于技术演进的地方在于,它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决定外,还受市场中的交易因素影响。诺斯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它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4)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制度矩阵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第三,由于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诺斯认为,“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为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边际调整就不会完全趋同。”所以,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经济贫困国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