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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哈罗得－多马模型可以推导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公式，即外商投资可以从四个方面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首先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的方法对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多重效应进行分析，接着从总量和增量的角度检验了广东“三资”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最后剖析了这些效应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在今后引资过程中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三资”企业、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三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广东正好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至今引进“三资”企业最多、对外开放程度最大、体制改革最深和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因此，研究广东“三资”企业的绩效也就具有特殊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理论回顾
关于“三资”企业（国外一般称为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绩效的评估方法，分歧意见很大，比如Franko提出不稳定率法（1971），Lecraw强调赢利能力（1983），Killing重视管理绩效（1983），Artisien（1985）和Yiming Tang（1990）则分别设计出多因素法。尽管如此，从研究成果来看，他们采用的度量指标大体离不开以下三类：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所获经理或职员的主观评定指标。从目前来看，财务分析似乎成为主流。由于这些评估方法基本上是站在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看待企业的经营成效，本文将其称作企业微观绩效分析。
与微观绩效评估法不同，近20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和价格严重扭曲，提出旨在衡量外国投资项目或企业宏观绩效的社会或经济利得－成本法，赢得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这种方法的定式是先用影子价格和合理权数匡正收集到的企业资料数据，而后计算出被认为是真实的利得－成本率，最后分别就外国投资对东道国产生的国际收支、国民收入、技术转移和扩散、产业调整和连锁关系、就业和人员培训等效果进行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
近年来，国内方面的研究文献也颇多。郑志国（1997）用实证的方法从“三资”企业产品销售和收入分割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刘启光（1997）详细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扩大效应与外贸规模扩大效应和外贸结构变化效应的必然联系。王学鸿（1999）对“三资”企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正负效应问题进行了理论探析。幸晓维（1999）用实证的方法对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益进行了比较分析。刘淄（1999）对我国“三资”企业的技术结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宋泓、柴瑜（1999）通过分析1995－1996年间我国工业中“三资”企业的边际变动，试图揭示其结构变动倾向及对我国工业结构效应的影响。黄华民（2000）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实质经济关系做了实证分析。郑志国、刘明珍（2001）探讨了我国“三资”企业的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及其在中外双方的分割状况。
综合而言，以往对我国“三资”企业绩效的研究颇多，而且基本上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微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让员工培训和溢出效应等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国内投资和进出口等真实变量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利率、汇率和物价水平等金融变量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对广东“三资”企业绩效的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缺少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的方法对广东“三资”企业绩效的探讨。
本文将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的方法对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
二、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一）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多重效应分析
假定国内总产出由本国企业的产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所构成，Y、Yd、Yf、Id、If分别表示国内总产出、本国企业的产出、外资企业的产出、本国企业的净投资、外资企业的净投资。则根据哈罗得－多马模型可以推导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公式：
△Y/Y = △Yd/Y + △Yf/Y = (△Yd/ Id )×( Id /Y) + (△Yf/If)×( If /Y)
△Yd/Id 为本国企业的资本产出率，Id /Y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Yf/If 为外国企业的资本产出率，If /Y为外资企业的净投资与本国总产出的比率。因此，利用外资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⒈ 外资If /Y的流入，能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两大缺口，提高投资水平，使△Y/Y的数值增大。双缺口理论认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解决的方法就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了金融资本，弥补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从而有助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虽然我国目前实质上是否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缺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而且外资的实际投向和本国的期望投向存在较大的偏差。但从历年外资的持续流入我国且在数额上呈上升趋势无疑反映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一面，特别是对广东这种对外资依存度极高的地区。
为了进一步反映“三资”企业对广东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本文采用1985－2002年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各期）构造GDP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线性回归方程，white校正后的回归结果如下：
GDP = -1687.628 + 1.746*FDI + [AR(1)=1.106]
T检验值 （-1.594） （4.399） （66.020）R2=0.996 D-W检验值＝2.277 F检验值＝1989.700方程拟合优度很高，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GDP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⒉ 通过外资企业的投资效率△Yf/If直接使△Y/Y的数值增大。外国跨国公司或其他外资企业一般生产经营比较成功，有较完善的管理体系，有较健全的组织、经营、激励、人事机制，有较科学的财务管理系统，有较先进的营销手段和技术等，因此外资企业也相对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数据表明，历年广东“三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相对于其他工业企业的对应指标要优一些。另一方面，从工业部门的情况来看，广东“三资”企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占全省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比例差异很大。这说明“三资”企业的中间消耗比较小，是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科学的管理体系的集中体现。其生产投资及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⒊ △Yf/If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间接影响，使后者的值增加，从而使△Y/Y的数值增大。也即引进外资的社会效应。
80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不是外部力量，例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等等，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即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这些内生技术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研究与开发等。新增长理论认为只有保持足够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才能抵销固定生产要素积累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这样经济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和发展。
引进外资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的外溢效应。引进外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引致的外溢效应，使得物质资本和劳力等其他投入要素具有递增收益，这种递增收益会导致经济无约束的长期增长；（2）人力资源的外溢效应。引进外资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引致的外溢效应，使得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提高，而且在人们之间转递，从而提高了劳动和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3）新产品的引致效应。外资引进带来的新产品，使得旧产品不断被淘汰，从而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度，使得边干边学在各产品之间具有溢出效应；边干边学就会持续不断，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4）社会观念更新效应。外资引进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还带来了外部社会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的正面和负面经验都有利于制度改革和创新。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分析，引进外资的社会效应比直接的经济效应更为显著。
⒋ 由于外资企业(△Yf/If)×( If /Y)的作用和△Yd/ Id的提高，使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的值Id /Y增加，最终使△Y/Y的数值增大。
从理论和动态的角度看，外资的流入能使我国生产要素得到较好的发挥，能给国家开辟新的税源，能提高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根据边际储蓄率一般高于平均储蓄率的规律，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的提高。这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广东历年（1985－2002）的统计数据来看，资本形成率的变动并非呈递增的趋势，而是处于稳定并呈略微波动的态势，说明“三资”企业对促进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上述逐项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多方面的效应，“三资”企业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形式，其通过以上各种渠道对广东的经济增长所起到的综合效应又是如何呢？
（二）广东“三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而广东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其中“三资”企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三资”企业作为我国的常住单位，其增加值直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分析“三资”企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可以说明它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⒈ 从“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对GDP总量的贡献来看
“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直接反映了其对GDP总量的贡献。以下对广东“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95年的13.14%上升到2002年的21.62%。这说明“三资”工业企业对广东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逐步增大。⒉ 从“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来看
“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量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例可以进一步反映“三资”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1995－2002年广东“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量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两者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95年的25.02%上升到2002年的34.90%。且“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与广东GDP年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两者有极为相似的变动轨迹（见图1）。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增量的角度来看，“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对广东的国内总产出都有正的效应。“三资”工业企业的发展对广东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正如我们分析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我们也应该辩证地分析外商投资：这种中方与外方的合作是否是一种绝对的双赢选择？
（三）“三资”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多重效应的局限性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三资”工业企业对广东的经济增长有正的贡献，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在这种中方引进外资与外方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动机冲突：与中方获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方销售网络打入国际市场、稳定国内市场竞争地位、解决就业问题、安排富余员工等合作动机相对应的外方动机是廉价劳动力的利用、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战略全球化、商品筹划和研究开发。这种合作动机冲突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外资对一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不能不同时关注它所存在的问题。
⒈ 虽然理论表明，外资If /Y的流入，能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两大缺口，从而有助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目前实质上是否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缺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而且外资的实际投向和本国的期望投向存在较大的偏差。根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电子、运输工具业、电器业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⒉ “三资”企业相对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Yf/If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在“三资”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增长变缓和美国“9·11”事件的影响，使“三资”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亏损额大面广。从2001年广东的情况看，1478户外商投资企业中有461户亏损，亏损面达31.19%；7542户港澳台投资企业中有2423户亏损，亏损面达32.13%。另外，“三资”企业一般通过要素高价进口和产品低价出口以及其他方式来转移收益，增加了账面上的中间消耗，使得增加值率较低。这种收益转移直接引起三资企业增加值的减少，也就降低了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转移增加值的途径、方法和数量有所差异，但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⒊ 从“三资”企业的社会效应来看，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其技术创新产品及其技术，为了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取经济租金，在内部化和有关创新技术转让的理论中，无一例外地为维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益，把技术转让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衡性选择；即使其对后发国家进行了技术转让，其所转让的技术也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甚至是已经快要淘汰的技术。因此，“三资”企业所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管理经验和新观念也是有限的。另外，“三资”企业在人力资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等方面构成一定的竞争局面，还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带来负环境效应和地区发展失衡效应。
⒋ 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Id /Y的提高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虽然从理论和动态的角度看，“三资”企业在促使国内自有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上起到正面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来看，内需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所在。因此，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切实提高消费需求，拉动实际的GNP到达潜在的GNP的位置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
三、结论与建议
总而言之，“三资”企业对促进广东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的同时存在表明，我们在今后的引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外资只是一国经济的补充。我们在讨论外资对我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影响时不应过分渲染贡献大就是好。贡献越大意味着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民族经济的发展才是根本。积极发展我国的进口替代产业，培育自身科研能力的提高，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利用外资不仅仅是输血，而是要通过外资这个窗口的溢出效应加速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规范性，完善法律制度，推进社会信用的普及，为引进外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同时规范一些外商的投资动机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