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维迎语录：?蒉这个社会最难不是骂企业家，最难是敢面对大众舆论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
?蒉中国目前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好的体制，我可以高收费，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那么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的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蒉现实的选择就是，你要变得伟大，你必须先学人家的东西，然后才能把人家比下去，而不是回避这个东西。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是熬心血，46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
张维迎教授思想新锐，他的观点和一些理念抛出后，往往会引得石块鲜花齐下。近年来，他已鲜见于社会上的各种会议，尽管如此，他也并未走出人们关注的视线。
羽化的过程
在张维迎教授的自我介绍中，他这样说：“1977年参加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还算运气好，被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临行前全村人为我送行，我们家招待大家吃了米糕，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童年时的张维迎成绩优秀，虽然父母目不识丁，但是淳朴的他们对张维迎的学习很重视，总是督促年幼的他“好好念书”，背负着父母的希望，张维迎在学习的路上十分顺利。1977年他考取大学，1982年师从何炼成教授开始研究生的攻读，同年3月，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张维迎凭借着优秀的数学基础，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观点和看法，令与会者刮目相看，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茅于轼、田国强和杨小凯。张教授说他在上学阶段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家，他说，“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是由于一些巧合导致了后来的结果。不过选择和把握正确方向很重要。”
回顾张维迎教授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走在学术的前沿。1984年，研三的他写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在文中，他认为，光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改革需要拿得出手的方案与部署。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提出“双轨制”思想。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那时的张维迎年仅25岁。随后，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
1984年，张维迎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国务院体改所从事经济研究。
1987年到1988年出国，在牛津做访问学生，这段经历使他大开眼界。知识的感召力对于张维迎来说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于是1990年9月他再度出国，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另据中文社会科学文献引证统计（CSSCI），1998-2002在CSSCI中被引用最多的1979年之后出版的50种中文书，张维迎教授是唯一的有3本著作名列其中的作者，其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名列第3（第1、2名分别是《邓小平文选》和《毛泽东选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第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名列第12。
面对以往的成绩，张教授并未过多的谈起，笔者提起时,他只是微微一笑，所有淡然尽在其中。对于名利，他并不是一个执著的追求者，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过远大的理想，人生中有很多巧合，不同的巧合会促使你走上不同的路。”
关于新书——《大学逻辑》
“我相信逻辑，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张维迎教授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很深远。“生活本身就蕴涵着哲学，任何一个学者或者任何一个普通的人，当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一定会关注这个社会的问题。我想我和好多人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在于我关注它，而别人不关注。而在于，我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我想这是我的责任。”大概很多人都知道，自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后，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对于一些人的强烈反应，张教授认为这是对方案的误读。他说，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人们思考有关大学理念与大学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他认为，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以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他强调说，北大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他说，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在大学教育中，许多人批评中国大学生“高分低能”。为什么“高分低能”？张教授认为导致“高分低能”的原因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师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研究能力。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师都在从事本学科最前沿问题的研究，他们能把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堂，把学生引导到学科前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但我们国内大学好多教师本人并不从事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根本不知道本学科的前沿是什么，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走在学科前沿？怎么能有创造力？张教授略作停顿，又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出去的留学生滞留国外？他们不回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或待遇的问题，而是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学术环境。我们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当学术气氛不能达到一个"临界值" 的时候，天才也会被扼杀。
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张教授感触很多，从他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的用心和努力。他说，“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始我们就不断谈论教育体制改革，但是应该说在一些最根本的方面没有大的触动，好多改革都是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认为，“政府高度管制、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因为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就低不就高，最后就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结果是所有的大学都向三流大学收敛，根本不可能办出真正的一流大学。”
张维迎认为，教授本来是大学的职位，大学水平不同，选聘教授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不应该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博士学位也应是大学授予的学位，而不应是政府授予的学位。在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教授职位和博士学位是通用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有效率的竞争，缺乏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竞争变成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竞争。夏日的阳光从教授侧面的窗户流淌进来，教授的一半身体沐浴在阳光中，室外38℃的高温并未随之进来，室内空调恰到好处地保持着合适的温度，教授的语速平缓却激情，能深深感受到他对于改革结果的希冀，对于一个美好前景的畅想。他这样说：“我曾经思考：为什么欧洲最好的商学院基本上都在大学之外，而美国的商学院一定都在大学之内？我的答案是：美国的大学体制高度灵活，一旦社会产生了对管理教育的需求，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大学必须满足这种需求，商学院就会从传统大学应运而生。”
最后他说道：“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一个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他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对教育部门也是这样，我觉得教育部长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其他大学的改革。”
关于品牌的竞争
早在2001年的冬天，张维迎教授发表了论述“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文章，引来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紧接着他又陆续抛出“中国为什么能做大国家却做不大企业”、“重建中国的信誉机制”等观点。这三大问题，成为2002年度学术界、政府部门、企业界空前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他的很多言论在今天看来依然处于学术前沿，他曾经说过，“在今天，真正的竞争力，我总结一下，就归结于一个品牌的竞争。”那么他究竟是怎样认识品牌问题的呢？张教授这样回答说，品牌决定着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因为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品牌决定着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一个国家企业的品牌越好，它在价值链当中占有的比例也就越大，所以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造自己的品牌。
“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共同努力，为打造世界级的中国品牌而努力，我也相信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将来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出现。”这一段话，他曾经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策划的“品牌中国”节目中说过，作为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买不来”、“偷不走”、“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的，也就是说，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要有这样的特点：没有市场可以买到；要有法律保护；资源本身与能力有互补性；具有组织性，不属于个人；有持续竞争力。品牌作为一种独有的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附加值，它隶属于一定的组织，并且有相应的专利和法律保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牌的竞争力也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张教授说，随着入世，如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一样，中国企业也必须走出去，但一定要立足于自身优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如果目前优势只能在成本范围内，就应把我们的成本优势与外国企业的品牌优势结合起来。如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一样，中国企业也必须走出去，但一定要立足于自身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走出去容易，凯旋很难。如同大多数人知道的一样，在国际市场上，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是成本优势，即生产同样产品的成本比别人更低。第二是产品优势，即产品的差异化优势。第三是品牌优势，在技术性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为品牌多付钱。三者之中，成本优势的形成相对容易，只要是大规模生产，只要进行资本投入就可以获得。产品优势的积累相对难些，因为要让自己的产品与别的企业不同，就要依赖于产品设计，依赖于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客户的了解。而企业的研发能力、核心技术的积累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品牌优势的积累所需时间最长，需要10年、20年甚至上百年，因为品牌的价值就是一种信赖，它依赖于消费者、客户对企业产品持续的信赖，还依赖于大量的广告投入。
张教授也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在品牌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成本、产品和品牌这三种优势在不同行业的表现不同。如果一个行业产品的品牌价值很小，其成本优势就最重要。但随着品牌价值的增加，成本优势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产品优势在开始阶段是逐步增加的，到顶点时就不再重要了。而品牌优势却不同，它随着品牌价值逐步上升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不同产品中，原材料的品牌优势最小，中间产品稍高一点，最终产品更高，而销售系统的品牌优势最重要。原因是销售系统面对的大多是普通消费者；中间产品是卖给专家的，比如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客户是汽车厂，所以品牌不如成本重要；而原材料的品牌很容易测度，谁的成本低谁就有优势。因此他认为，中国企业能尽快获得的最大优势在于成本优势，最大劣势就是品牌劣势。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如果目前优势只能在成本范围内，就应把我们的成本优势与外国企业的品牌优势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做成世界品牌，他说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道路是先为人家加工，让人家利用品牌优势赚钱，自己则慢慢积累资金，当企业规模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的时候，再把价格提高，最终把好品牌买过来。世界上再好的品牌总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买好品牌的时机。另一条是走类似英特尔公司的道路。英特尔公司原来是生产芯片的，产品装在计算机里没人看见，于是公司提出一个战略，所有的计算机必须贴英特尔商标，因为它控制着芯片，客户不贴不行。当讨价还价的力量强了，我们也可以要求每一个销售商、每一个品牌厂家都贴上“我们自己的品牌”，到那时就不再给别人生产，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也就出来了。
从张教授身上，你能感觉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内敛的爱国热忱。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但是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当笔者偶然提起读书习惯是先挑感兴趣的部分看时，他马上很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看书一定要认真地从头到尾地看，好书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一本好书每看一遍你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在张教授的办公室有12个书柜，每个书柜中都陈列着不同类别的图书，涉及范围远超过经济学一个门类。教授说他的休闲生活就是读书，唯有读书才能让他感觉轻松愉快。记得一个爱书的朋友曾经说过，深入地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作者交谈，是在和另外一个人交心。想来教授也一定有这样的感慨吧。时间过得很快，眼见快到约定结束的时间，记者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试图聊聊教授的家人，谈起家人，谈起夫人，张教授竟然面色红红，腼腆地笑了，他说，“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呢。”对于夫人他没有多谈，但是提起夫人和儿子时的欣然俨然挂在脸上。
我想，一个对家人负责任的人，一个对自己终生喜爱的学术和事业负责任的人，对国家和人民也一定是负责任的。
张维迎简介：
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几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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